虹野：不能把教育评价和评比混为一谈

　　文/虹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规模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同时也面临着所有发展中国家都要面对的教育质量提高的问题。这需要进一步提高政府效能、激发学校办学活力、调动各方面发展教育事业的积极性。鉴于此，在2015年5月，教育部下发了《关于深入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促进政府职能改变的若干意见》，这标志着“政府管教育、学校办教育、社会评教育”的教育体制正式启动。但是如何构建政府、学校、社会的新型关系、如何将教育管办评分离从理论转变为实践却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其中最急需解决的问题恐怕是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对教育评价的正确认识、如何使用教育评价结果和对教育管理权力的迷恋。

　　例如，厦门市教育局在初中教育教学工作会议上透露，“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工作先进校”的评比将取消。这项评比俗称“质量奖”，被认为是学校当年中考考得好不好的“晴雨表”，深受学生、家长和学校的重视。“质量奖”不评了，学生家长和社会各界如何知道哪所学校办得好？有消息说，“质量奖”取消后，福建省准备开评有可能通过“老百姓身边的好学校”的评选来“树立正确的质量观”。一旦执行，那么，厦门市也将进行这类评选。（厦门日报，10月20日）

　　在这则消息中，我们可以看出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并不想放弃评价的权力，即便厦门市出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克服形式主义、减轻基层负担的目的，把“质量奖”列入到各种考核检查评比表彰活动的清理范围中，教育局依然认为在大数据时代，“由市教育局基础教育处负责统计，还真没有给基层增加负担”。藉此为理由，“教育主管部门对初中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评价还将继续，只是改在内部通报，不再评奖。”

　　在这里明显看出厦门市教育混淆了评比和教育质量评价，似乎评比只要不公开、不评奖就是教育评价了，并没有意识到把评比当做评价的危害性。

　　评比是通过一些标准对人或者事件进行比较，通过排序分出高低。在教育中评比无处不在，对学生影响最大的是考试排名，对教师影响最大的是各种评优评先和职称评比，对学校影响比较大的就是各种类似厦门市教育局的“质量奖”。

　　教育质量评价则是根据教育教学以及相关理论结合统计理论对学生、教师、学校以及政府在教育过程中表现进行综合评估，为进一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提供参考。

　　评比在教育过程中的导向作用是非常巨大的。比如厦门市以均衡作为“质量奖”的评比标准的时候，均衡教育就得到很好的效果。但是评比的副作用也是很大的。由于出于管理便利的评比其标准往往是单一的，当教育主管部门倾向于考试成绩的时候，应试教育自然而然就产生了。当把论文数量当做教师评职称的重要指标的时候，论文立刻泛滥起来，并且形成了规模巨大的论文产业链。

　　正是由于评比在落实教育主管部门意志方面具有强大功能，是教育主管部门管理的一大利器。如果没有评比，我们很难想象教育主管部门会不会还能够进行教育管理。正是这样，所以地方政府很难下定决心放弃评比的权力，这是教育“管评办”走向实践的一个最大难题。即便是引入了社会的第三方教育评价，教育主管部门会不会又把其当做“评比”依据也未可知。

　　另外评比只是学生、老师或者学校之间的比较，并没有深入到教育内部规律，所以对于教育质量提高作用不大。整个教育的运行都是根据评比标准而进行，这很容易因为教育主管领导个人的喜好而干扰教育内部规律的运行。如果是内行还好，如果是外行领导教育，以评比作为管理对学校、教师进行奖惩甚至会对教育带来灾难。

　　评比事实上是一种权力迷信和权力留恋的产物，也是外行指导内行的产物，也是权责不清的产物，也是管办评集于一身的重要表现形式。只有在概念上把评比和评价区分开来，我们的教育管理才会深入到教育内部规律中去，我们的科研评价才会面对教师的成果，只有直面教育规律和学术成果，才能够提高教育质量和科研水平。

　　（虹野 中华教育改进社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