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龙岩历史上,明朝是一个文化高峰年代。自明永乐二年(1404),王源打破龙岩学子150多年“久试不第”的沉闷,“丰稔破天荒”擢升为进士之后,整个明朝人才辈出,先后共有十三位学子金榜题名高中进士。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他们为明代的繁荣和发展奉献了才智,也为家乡龙岩的历史文化平添了光彩。在这十三位学子中,有三位是龙岩王氏的先贤,他们分别就是明初的王源、明朝中叶后期的王以通和明末的王命璿,由于他们所处的年代特殊,特别吸引广大学者的眼球。
(一)爱民如子的王源
明朝初期的王源(1396~1480),字启泽,号苇庵,城西西陂排头人;永乐二年高中进士,历任河北深泽县令、左春坊司直郎、江苏松江同知和广东潮州知府等职。他学识过人,五岁就能熟读经书,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中年时曾任仁宗皇帝及多位王子的老师。
他勤政为民,政绩卓著。担任河北深泽县令十七年,治水兴学、为民请命,深得百姓爱戴。出任松江同知三年,上疏朝廷减免赋税十三万石、镇压“五虎”黑恶势力、平反“左道”冤假错案,群众称其“王青天”。回乡守孝三年,与家乡官民一道翻修龙岩州学、重建龙津桥虎渡桥、新筑谢洋陂龙门陂,为家乡的基础设施建设做了大量具体有益的事情。赴任潮州知府九年,“举廉能、黜贪墨、修学宫、立社学、除虎患、筑四厢堤、造广济桥”,潮州人建“王公祠”永远纪念他。知名学者陈白沙认为历史上在潮州任职的官员众多,“其有功而民思之,唐莫若韩愈,明莫若王源”,把王源在潮州的政绩,与韩愈治朝的功绩相题并论,可见其在潮州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可以在潮州看到他当年主持建造、名列“中国古代四大名桥”的广济桥,读到他挥毫撰写、被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韩文公祠作为镇馆之宝的“增修韩祠之记”;依然可以领略到他500多年前泼墨题写、至今仍然高高镌刻在广济楼城门正中的“广济门”三个圆润的大字。
他刚正不阿、敢于直谏,三起落难入狱、三次官复原职;龙岩人三次为其建碑立坊,赞美他的才智、颂扬他的官德。他也为家乡人民留下了不朽的文化遗产——龙岩洞摩崖石刻上脍炙人口的《龙岩记》,以及龙岩志书中收存的《龙津桥记》、《虎渡桥记》等众多名篇。他参与了龙岩第一部《县志》的编修,编著了《异端辨》《韦庵集》《家礼易览》《书传补遗》等四部古籍。清朝学者张廷玉在编著《明史》时特在“循史”篇中记述了他的生平;龙岩、潮州等地历次修志,都收录了他的事迹和诗文。
近年来,福建省文史馆馆员、龙岩文化研究会会长张惟先生组织人员对王源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并亲笔撰文充分肯定了王源对龙岩历史文化发展的功绩,认为是他“启动了龙岩文化的一个高峰年代”;龙岩文化研究会特别刊印了笔者编著的单行本《明代名士王源》,并组织文化考察团前往潮州考察交流,在王源的家乡西陂镇排头村召开了“龙岩历史文化名人学术研讨会”;目前正规划在王源少年读书处“龙岩文化圣山”——西湖岩山兴建龙岩文化研究中心,再次启动龙岩(河洛·闽南)文化研究和发展的一个“高峰年代”。
(二)执法不阿的王以通
明朝中叶后期的王以通,字子贞,号太拙、肖拙;龙岩城区中街人,明朝万历八年庚辰(1580年)考取进士。
他先到江西东部的南城(今抚州中部)担任知县,由于政绩卓著被朝廷攫升为南御史,万历二十年转任瑞州(今江西高安)知府。他关心百姓疾苦,经常深入到群众中去了解百姓生产生活的情况;带领群众兴修水利、兴教办学。有一年,由于大面积受灾,许多百姓无米下炊。他四处活动积极动员当地大户开仓赈灾,并上奏朝廷恳请免除高安民众过重的粮赋五万余石,帮助灾民度过了难关。后来他被调到广东韶州(今韶关)担任知府;之后又升任湖广一带的提刑按察使(俗称臬台)和贵州道的监察御史,负责这些地区的司法、检察工作。在明代,提刑按察使、监察御史,是朝廷选派到一个地区最高的司法官员,相当于我们今天中纪委、国家监察部委派到地方的特别巡视员。其职责就是检察监督地方官员,依法惩处违法犯罪,调解和处理各类民事诉讼,平反昭雪各种冤假错案,弘扬正气、正本清源,澄清吏治、端正政风。他所到之处都深入到群众中去,关心群众疾苦、了解百姓关注的热点和焦点。他爱民如子、秉公执法,清正廉洁、刚正不阿,深得百姓的拥戴和大小官员的敬重;三教九流都惧于他的刚正,不敢轻易冒犯他的尊严。因此,他所任职的地方都政通人和、百姓安居乐业,经济和文化都得到了较好的发展。明史的大事记和龙岩、高安等地的方志中,多处提到了“王以通”的名号。晚年叶落归根回乡养老,家里家外恭俭温良、乡里乡亲敦睦和谐;83岁告别尘世,墓葬小池培斜。
(三)赤胆忠诚的王命璿
明末的王命璿(1575~1653),字君衡,号虞石,龙岩西陂小洋人。他万历廿八年(1600)高中进士,历任广东新会知县、陕西道御史和直隶钦差大臣、广东巡按、太常寺少卿、大理寺卿等职。
他礼贤下士、问民疾苦,深受百姓爱戴。尤其是在“处理陕西茶马盐税兵备、减免河北地方税赋、弹劾福建贪官高采”和“上疏朝廷、力劝福王就藩”等事件中,表现出了过人的才华、果敢的胆识及对大明朝廷的一片赤诚之心。
据史料记载,当年万历皇帝沉溺酒色怠于朝政,宠妃郑贵妃之子福王长期滞留京城不到洛阳就潘,严重威胁太子的地位,影响着万历皇帝与内阁大臣的关系。为了朝廷的安宁,命璿大胆上疏力陈要害,终于赢得了内阁首辅叶向高和慈圣皇太后的支持,迫使福王离京就藩,结束了长达13年的“福王就国”之争。
广东,是他两度执政的所在。在治理广东时,他对外加固海防、抵御外侵,下令增设澳门参将处,征调兵力周密部署海防据点,颁令海外船只除了指定贸易日外一律不得靠岸,不给荷兰、葡萄牙等殖民主义者丁点可乘之隙。对内广积粮秣建仓备荒,赈济灾民;征调府库余粮,买田置地收租纳税,接济贫困学子。这些举措都深得朝廷的赞赏,成了全国学习推广的典范。他也因此被调回京都,连升三级——从“大理寺丞”升为“太常寺少卿”和“大理寺卿”。
1638年,他调任刑部左侍郎。这时,崇祯皇帝为对付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军和关外的清兵,在国内横征暴敛,民不聊生;层层关押了不少所谓“征税不力”的官员,怨声载道。命璿不顾个人安危大胆上疏,提出了“缓税减赋、释放无辜,重新启用一大批忠贤官员”的主张,引起了朝廷的重视,部分得到了采纳。当时监军太监邓希诏镇守的要塞被农民起义军攻破,按照大明律典应当革职查办;但朝廷重臣杨嗣昌极力袒护,崇祯皇帝也不闻不问有意放他一把。案件移到刑部,命璿不循私情、据实查办,民心大快;但却激怒了杨嗣昌、得罪了崇祯皇帝。后在多位重臣的斡旋下,朝廷以年老多病为由,让命璿“奉正二品禄”、享受“刑部尚书”的虚衔,告老还乡。
1644年3月,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破北京,崇祯皇帝自缢煤山,明朝土崩瓦解;清军乘机入关,连克华北、中原。1646年清军入闽,攻下泉州、漳州直逼龙岩。王命璿一边携家带眷隐居万安圆通寺,一边让其嫡孙王思沂前往广东,辅佐南明朝廷。1653年辞世,享年78岁。王命璿才学不凡、出口成章,著有《新会县志》《王虞石史论(三十六卷)》《静观窩诗集(十二卷)》,在龙岩西宫庙等多处古迹都留有他的题刻。
说到王命璿,我们顺便提及他的嫡孙王思沂。思沂天资聪颖、智勇双全,据说还是明末的恩科进士。1646清兵进入福建,他遵从祖父王命璿的指令,带领家丁奔赴广东,与南方各省明朝的旧部一起,真心辅佐南明朝廷和永历皇帝朱由榔“反清复明”。他被授予右都督的要职,掌管着将军的大印,跟随永历皇帝辗转西南各省,忠心耿耿十多年;一直到“1662年永历皇帝逃亡缅甸,后又被缅甸国王送回国内,在昆明被吴三桂绞杀”之后,他才返回家乡龙岩。当时,清朝政府执行宽松的安抚政策,对于前朝的遗老遗少只要愿意归顺均可原职叙用。一时间“方伯董、守宪张、漳镇刘”等地方官员多次前来规劝思沂归附新朝。王思沂不仅闭门谢客、不为所动,而且毁车杀马,谢绝一切应酬,一心忠于大明王朝。待到1674年靖南王耿精忠与吴三桂遥相呼应发动“甲寅闽变”反对清朝时,王思沂已经久病在床,不久便抱撼离开了人世……
王命璿、王思沂爷孙赤胆忠诚、效忠大明的事迹,一直在龙岩等地传为美谈。
历史的巧合,让龙岩王氏的这几位先贤,分别见证了我国明代“洪武应天一统大业”、“永乐迁都缔造盛世”、“仁宣惠政天下大治”、“崇祯昏庸自缢煤山”的兴衰起落。大明王朝辽阔的疆土,给了他们舒展才华的巨大舞台;他们也将满腔的热诚和毕生的精力,无私奉献给了大明朝廷及其辖区的子民。无论是在朝为官,还是在野执政,他们都忠于朝廷、大胆直谏,体恤黎民、秉公办事,宽严有度、执法如山,不愧为龙岩人民的优秀儿女、中华民族的砥柱中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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