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下班前，家在通州的老朋友来电话，地里的大白菜、红萝卜丰收了，快来拿点吧。
于是，我赶着地铁6号线，自西而东，直达郝家府站。据说这里就是北京市政府新址所在地，林立的外观涂成黄色的一座座塔吊，正是火热的工地。
老朋友高兄，经营商业，不忘农耕。在通州家附近，花一两千元，租了一块几十平方的菜地，种上绿色蔬菜，供应自家四时之需。
没有化肥，没有农药，从看护菜地的老人那里，买点有机肥。闲来耕种，多了一份劳作和农事之乐，又不沾有毒有害的市场蔬菜，生活更有品质。
我和高兄，是认识二十五年的大学室友。当年同学风华正茂，都是顶一头浓密的黑发。如今白发数茎，雪覆霜染，银光点点，头上的黑色森林也被岁月这个强盗无情地砍伐了。
高兄大学毕业前，交了三千“出省费”来到北京昌平打拼，我则囿于湖北，先后辗转宜昌、武汉讨生活。
2000年国庆节，我得公务之便，携妻带子来北京，住进了高兄在昌平租住的四合院。那时院里正是石榴红了、柿子黄了的时节，小院盛满了秋天的美景。
高兄的厨艺真好，每天烧一条大鲤鱼或大草鱼，锅上生姜一抹，滚烫的油锅中一翻，除了鱼的血腥气，又上麻辣的汤汁炖煮，那滋味让我至今还记得。
记得儿子刚三岁，有高兄陪伴兼向导，我抱着小家伙上北京动物园，扛在肩头攀八达岭长城，挥着小红旗行走在天安门广场。
那时，儿子的小眼睛亮亮的，很机灵很调皮，也很可爱。如今他已在北京上了大学，体重在两百斤上下。岁月在我的额头留下刻痕，又将小朋友吹成了日本相扑运动员一样的笨拙。
2004年4月春末，我硕士毕业前夕，北京一家部委报纸约我面谈。那时，正是杨柳飘絮，漫天飞舞如雪花朵朵。硕士进京不成问题，但我穿行在京城层层叠叠的立交桥下，心头陡然生起压力来。
后来，我在武汉教书四年。高校并不是象牙塔，无房子、无科研、无团队，我像生活在污泥浊水中，犹如一条缺氧的鱼，闷得慌。
2008年，我考进了中国传媒大学攻读全脱产的博士学位，从此成了北京市民。我在曲曲折折的行走之后，终于和高兄又胜利会师了。
高兄和他的一家人，让我感到温暖，如见亲人，如浴春风。昨夜，几碟绿色小菜，一杯泸州老窖，我又挤占小学六年级的小小高的卧室(他乖巧地睡在客厅沙发上)，一夜无梦，酣睡到今晨五点多……
夜宿通州，早上又乘长长的6号地铁线到西城区上班。与其困守车上，不如自由地回忆一番，落笔成文。
这就是我的大学室友高兄，我戏称为“高老庄”的主人，因为我们是同龄人，属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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