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七月中旬，晚上七时许，我从白石桥南上地铁9号线，刚好碰到一对农民夫妇。那位大哥背着一床新棉絮，手上提一个过时的红色旅行包。那位大嫂也背着一床新棉絮，手上提前三四层发泡材料包装着的鸡蛋垛儿。
这一幕，在地铁的人流中格外引人注目。我是农民的孩子，对他们的注意，如同看到我乡下的哥嫂或者邻居，不用问，他们肯定是进城来看看自己的儿孙们。
看看那老哥的脸真黑，那是太阳和汗水无数次浸泡过的酱油色。他的身材很单薄，没有油脂堆积隆起的大肚皮。穿着一身过时的中山装，配上一双擦得锃亮的新皮鞋。可以想见，他是以高规格的盛装”出访”城里的儿女家。
老哥正在打手机，身边是包裹、土鸡蛋和两床棉絮。
可能因为车厢刚有小孩撒尿或者有人酒后呕吐，站台工作人员才清扫过，留下一滩水渍，所以近前一排座位没几人愿意坐下。大哥背着棉絮就势坐下，身边还空了两三个位子。
农民大哥伸手招呼半天，示意大嫂过去挨着坐下。可是她就是不肯坐下，她固执地背着棉絮不肯放下来，守着那极不结实的一堆鸡蛋垛儿。
她偏又站在地铁的门边上不挪步，一站站进进进出出的乘客，难免会碰着她背后的大团棉絮。地铁上，一会儿撞着她向左转，一会儿推着她向右转，像一只笨笨的陀螺，我真是不忍心往她看过去。
农民大嫂的年龄也就五十多岁，穿着一件有些发旧的枣红色小白碎花上衣，外罩一件深色的男式马夹。她的头发不长，留的那种发型，农村大多叫做包菜头。一根红毛线缠绕过的橡皮筋，在脑后扎起了个小小的辫，那是农村劳动妇女最平常的打理方式吧。
这一幕，让我想起多少年前的家事。父亲来电话说，采摘了自家栽种的上好的头道棉花，“特务”（专门）送到和平街上，花钱请过硬（水平高）的师傅，过细地弹了好几遍，打了两床十斤重的棉絮，要送到我三峡宜昌的新家中。我执意不想要，说顶多顶多要一床大絮就够了。
后来，父母在儿子三岁生日前赶来了。一人扛着尿素袋子装的晒得“蹦干”（特别干燥）的新花生一二十斤，另一人扛着那鼓鼓囊囊十斤重的新棉絮。
他们从七里冲的家门口出发，步行到小镇和平，从和平搭上中巴到巴河镇，从巴河镇又搭长途车到武汉市，从武汉市再搭长途车到宜昌。一路上多次换乘舟车，这大不寻常的两件行李，肯定很是折腾人，让他们很是狼狈不堪吧。
——往事的追忆，让我留意这对农民夫妇的心情更加复杂了起来，心中多了几分怜悯，也多了几分心酸。对他们而言，一定是满怀着喜悦和些许不安，踏上了这趟漫长的探亲之旅。
终于，在房山地铁线上的一站，他们下了，我也跟着下了。放下行李，老嫂子急切地往洗手间方向走去，老汉则掏出手机抓紧联络亲人。
本来我很想帮帮他们指指路，又生怕他们对陌生人有不信任感，甚至还有恐惧感呢。万一把我当成是专门寻思骗走鸡蛋，或是骗走棉絮的坏人呢？
于是，我远远地看着他们，直到确认他们没有什么困难，目送这两位背着新棉絮的农民夫妇坚定地迈开大步，一前一后下了滚梯……
这时，我才惊觉起这个站台环境的几分陌生感，原来我跟着老夫妇早下了一站。下一站，才是我每天进进出出的篱笆房地铁站。
不一会儿，夜色中，一道强光射了过来，轰隆隆的又一趟地铁由远而近地过来了。我微笑着上了车，这才继续赶着回家的路……
（编后语：本文是真人真事，配图是当天拍摄的。但愿，这篇小文字，不要惊扰到他们，以及他们家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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