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惊奇，在益阳老街上从来没听过有座监狱，年轻点的朋友就更别提了。不过，这十五里麻石街上确有一个监狱，还是座历经三朝的古监狱，也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最凄凉的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益阳古监狱遗址，位于今益阳县伞厂内，现西流湾大桥北岸引桥下，门牌号为明星池巷一号.
益阳县伞厂的古监狱入口，牢房建筑四周均用高墙隔离.
《益阳县志·同治版》县衙门示意图，督捕即为典狱牢房处.
据《益阳县志·同治版》记载，清朝康熙二十一年(1640年)益阳知县江凯在今资阳区城内始建监房，咸丰九年（1859年），益阳知县郑本玉重修监所，用来羁押本县重要囚犯。从县志的附图看，监所牢房在清朝益阳县治（即县衙门）右侧，地址即是今益阳县伞厂内。从这可看出，清代知县作为一县之头，既掌管行政，又掌管司法，县内诉讼刑罚等均为县令一言堂，清朝管缉捕和监狱牢房的叫典狱吏（俗称牢头狱霸），属于县令的左膀右臂，官阶虽不入流也无品阶，但权限却很大。监牢按清廷制定的狱具、刑护、提审、录囚等制度进行管理，实际执行时，典狱吏往往随心所欲，犯人不按罪情轻重或已决、未决分而禁之，多数情况下是终日囚禁，除了偶尔的放风或集合训诫，很少其他活动，狱中贿赂盛行，行了贿的，重囚都可高枕无忧，甚至释放，无钱行贿的，即是关一段时间的散禁也必会加大刑械。亲友探监，有钱者出去自由，有酒有肉，无钱者估计都难有饱饭吃，且缺医少药的囚犯，一般只能坐以待毙，所以清代的犯人坐牢是最痛苦的事，每年还有部分人越狱逃跑，缉归者十无二三。
晚清长沙衙门审案时情景，由挪威信义会传教士拍摄.
据史料数据记载，晚清的益阳县衙门审判的民事案子较多，收监犯多为民事罪犯，刑事案子不多，且死刑犯必报请刑部复核会审，最终由皇帝钩决，避免冤假错案的误杀和乱杀，影视剧中的县令扔牌子喊一句“就地正法”，这种情况在清末益阳都非常之少见。光绪三十年（1904年），益阳县试行狱制改良，益阳监所新增设“自新习艺所”，凡罪轻的囚犯，都入所习艺。
民国北洋时期的益阳县知事公署照片（后改为益阳县政府），依旧是沿用前清的益阳县衙门，此照片为挪威信义会传教士拍摄。
清同治版和民国版《益阳县志》对监狱均有记载.
随着辛亥革命的一声炮响，全国各地反清之浪潮揭竿而起，湖南境内陆续被光复，益阳这千年古城也不例外，清朝益阳县最后一个县令陶福履因惧怕革命党人的威严，只得宣布益阳光复。
民国成立后，于1913年国民政府颁布了《中国民国监狱规定》，益阳县监所牢房改为监狱，典狱官改称为监狱官，主任看守1人，男女看守1-3人，医护1人，狱警5-8人，益阳地区各监狱以益阳县监狱最大，其中监房3间，女犯1间，男犯2间，分民、刑两所，每月在监犯人约有30-40名，设有教诲室、作业场、阅读室、病室等，监房内床铺、棉被、衣裤等均齐，犯人一日两餐，放风三次（每次约半小时），监狱官每两月视察一次，狱警每日工作八小时，在押犯人的生活状态得到一定的改善，基本设置参考西式监狱，只是当时民国政府在县一级尚未普遍设立司法处，监狱普遍附属于县公署管理。这一体制一直延续到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据资料显示，民国初至二十年代，益阳监狱多以关押民事犯和政治犯为主。比如益阳地区的革命烈士袁铸仁、廖连山、江诗咏、余也明等，以及民主人士林伯森、爱国起义人士行署专员谢声溢都曾关押于此。
益阳丰堆仑革命纪念馆还原的益阳县监狱场景.
中共作育学校支部书记、革命烈士廖连山当时就关押在益阳监狱，经历了严刑拷打，宁死不屈，依旧对党忠诚，国民党反动派在县城北门附近活埋了他，90年代在烈士遗骸上发现益阳监狱的这副镣铐.
从《益阳法院志》记载的益阳县旧监狱的资料看，民国北洋政府时期至民国国民政府时期的益阳监狱在押犯和管理人员呈微上升趋势，益阳县城区的整体社会秩序较为平稳。
1936年5月5日，国民政府颁布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六法体系”基本形成，司法权也得到法律上的进一步确认，1937年，益阳县监狱改为司法处看守所，并在老监狱旁新建两层监楼，可容百余人，当年又逢抗战爆发，战事频繁，后来监狱部分犯人分别以假释、特赦、保外服兵役等形式疏散，益阳沦陷后，益阳监狱随县司法处临时搬迁至桃江，抗战胜利后，又迁回原址（今益阳县伞厂内）。1947年，益阳监狱管理人员根据湖南省高院文件，全部实行荐任，所谓荐任，就是在取得一定官等和职等，需要在符各项资格的情况下，参加考试院举办的国家考试，并由考试院取成绩优者进行授阶聘任。这一改革体现了民国后期的司法体系逐渐有一定的独立性了，但当时的益阳县政府对监狱依旧享有管辖权。
民国36年(1947)10月至民国38年(1949)8月，益阳县监狱改为益阳地方法院看守所附设监狱，狱址仍在原处,经过整修，共有监狱24间，可容囚犯120名，历年在押收容均在100人左右。当时临近解放，监房关押共产党员及进步人士增多，看守所长习希尹年呈文益阳地方法院称:“本所现有囚徒已达100余名，因人员有限，戒备难周，监所警卫空虚，恳钧院函商湖南省第五区专员公署准予加派兵警，以资成备”。益阳地方法院院长施中谷立即呈文给专署，要求增加警戒，专员潘佑强忙于“勘乱”，无力派兵，此事便不了了之。
拍摄于2010年左右的益阳县监狱.
1949年8月，益阳县城解放，益阳监狱由人民政府司法科接管，后又移交益阳县公安局管理。1951年1月，原益阳地方法院看守所人员编制移归公安机关领导，1953年年底，县公安局在重新修整益阳监狱，将部分“三反五反”运动中判决的犯人关押于此。益阳县民警队当时是益阳县唯一的武装力量，驻扎在县政治部（今益阳县伞厂）西厢房，距益阳县监狱百米左右。除了日常值勤，还守卫监狱。据当地老人回忆，当年，每天都能见到持铁柄冲锋枪的民警，押着犯人排队到河里挑水，或到监狱菜园里劳动，县监狱的菜园，位于现南岳宫东侧五桥引桥下。至1950年下半年，进入“文革”时期，这座历经“三朝“的”旧监狱仍发挥着余热。
直至60年代，益阳县监狱整体搬迁，监狱房屋作为公产产权归属于市房管局，后来益阳县伞厂用于办公楼及职工宿舍。直至2011年6月21日被益阳市人民政府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资阳区启动老街拆迁计划后，益阳监狱周边建筑慢慢被拆迁，据周边老人讲，当天拆毁监狱的门墙时，拆迁队还曾在墙前焚香烧纸。墙门上“益阳监狱”四个字还依希可见，如今早已荡然无存了！
益阳县监狱大门，“益阳监狱”四个字在破四旧的年代曾被涂抹，从此图依稀还能看到“监狱”二字.
前些年，老张为拍摄益阳监狱影像曾去过几回，今年再次探访此地，不禁唏嘘感叹，古监狱内，除了一块孤零零的碑刻着“益阳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外，杂草重生，荒乱无比，成为了益阳最破败、最凄凉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这座从晚清建立的古监狱，历经清朝、民国、共和国三朝，见证益阳地方政权的更迭，是益阳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如今此现状令人万分痛惜！
益阳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益阳古监狱”遗址现状，“益阳市级文保单位”显然是徒有虚名.
从辛亥革命到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直到解放战争时期，更是关押了无数仁人志士及共产党员，党史圈子有老话说的好：“国民党的监狱，共产党的天下”，像益阳籍共产党员袁铸仁、余达才、余也明、李汉卿、廖连山等都曾关押于此，在关押期间，受到肉体、精神的双重非人折磨，但他们凭着坚定的信念，保持了共产党人的崇高气节，以血肉之躯乃至生命坚持对敌斗争，宁死不屈，如今这座益阳监狱是当时光明与黑暗的对撞之地，是益阳革命先烈对敌斗争的重要战场，更是代表我们益阳革命烈士不屈的忠魂。
附录：
后记：百年之后的今天，益阳城市的发展让一栋栋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当我们享受这来之不易的着幸福生活的时候，别忘了城市末端的角落还有这样一块洒满英烈鲜血的纪念地！
本期特别致谢文史爱好者匡五一先生提供了部分益阳监狱文史资料，感谢益阳文史学者尹益辉、何柱国、鲁新民先生的支持与帮助。
本期文献参考资料：
《益阳地区志》、《益阳县志》、《资江烽火》《益阳法院志》、《益阳县志·同治版》、《益阳县志·民国版》、《益阳市工人运动史》、《中国共产党益阳历史1921-1949》、《益阳英烈》、《千年益阳胜迹图志》、《益阳在线·往事麻石街》、《益阳探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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