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曾国藩觉得天地之道，应刚柔并用，不可有所偏废。刚，并不是指暴虐，而是指强；柔，不是指卑弱，而是指谦逊退让。在曾同藩的处世之道中，非常推崇刚柔相济。
在曾国藩很小的时候，他的祖父就以“做人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来教导他。从此，曾国藩坚持认为，“刚强”在一个人的人生中是必不可少的，“功业文章”都必须有这两个字做保障，否则就会一事无成。其实，曾国藩的“刚”除了受祖父的影响外，还深受其母亲的影响。曾国藩的母亲江氏精明强干，把家事料理得有条有理，对丈夫照顾周到，体贴备至。正是由于曾国藩的母亲江氏最乐“劳于内”，其丈夫和诸子才都善“劳于外”，曾家才更趋兴旺发达，也才有作为长子的曾国藩长大后的刚强。
曾国藩早年在京城做官时，与那些名气大、地位高的人争斗，所以他处处受排挤，经常成为舆论讽喻的重心，遭遇了诸多曲折磨难。在受尽磨难、白眼之后，曾国藩这才意识到过刚易折，易折则无法达到自强的目的。他在承秉祖训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亲身体会总结出了：“近来见得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刚非暴虐之谓也，强矫而已；柔非卑弱之谓也，谦退而已。”柔是手段，刚是目的，只有刚柔相济，才能达到自立自强的目的。
曾国藩从古代先哲那里吸取智慧，终于读懂了老子“柔弱胜刚强”的微言大义，悟出了“大柔非柔，至刚无刚”的真谛。能克刚之柔，比刚更刚。他悟出了一个新的思维方式，即孔孟和老庄并不对立，互为补充。这样既可以建功立业，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又可以让自己保持宁静谦逊的心境。曾国藩在实践中逐渐认识到刚只可对己，不可对人。他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得出结论：人不能只具备“骨架”，还要具备“血肉”，只有如此才能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人。而“柔”就是一个人的“血肉”，是最富生命力，且使人挺立长久的东西。
咸丰八年（1858年）六月初七，再次出山的曾国藩一改昔日过刚的性格，首先去见了骆秉章和左宗棠，以期取得湘湖实力派人物的理解与支持。曾国藩来长沙几天，遍拜各衙门，就连小小的长沙、善化县衙他也亲自造访。堂堂湘军大帅，如此谦恭有礼的举动，使长沙官场人人都感到再次出山的曾国藩像换了一个人。既然曾大帅如此谦恭，他们怎能不以礼相待，纷纷表示全力支持湘军，要兵给兵，要勇给勇，要饷供饷。曾国藩历经艰难，在困境中崛起，苦心经营，于“柔”中练就了刚的意志，终于壮志得酬，成就一番大“功业”。
从恃强之败到以柔克刚，曾国藩从此意识到，要成就一番事业，又要避免被环境所吞噬，就要用到“柔”的智慧。“柔”还代表着一种活力。人活着表现为“柔”，死了则僵；草木活着“柔”，死了则枯。外表的“柔”能够帮助自己达到“刚”的目的，因为这种“柔”并不是骨子里的柔弱。“柔”并非懦弱；一味的“刚”也不是处世的原则。做人只有刚柔相济，身处逆境才能自强，得意之时才能自省。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那么，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可以刚，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可以柔呢？曾国藩自有见解：只要遇到的事是公事，应当刚强；而为了追逐名利，就应谦逊退让；开创家业，应当自屈刚毅；而守家业则应以安乐为上，懂得谦退；为人在外处事待物，应当刚强；在家与妻儿享受时则应以和睦谦让为主。曾国藩有这样一副对联：“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柔”中显“刚”，可进可退。曾国藩一生为人处事以这种思想为准则，终于让他在天地之间自由翱翔。这种思想更是曾国藩处世修身哲学的自然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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