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不是生而就懂得圆滑处世，遇到的事情多了，经历的挫折多了，大多会被磨去棱角，变得圆滑。圆滑不是缺点，它是社会教给我们的处世经验。
曾国藩人到中年才懂得了圆滑的重要。他在给弟弟的信中说：“这些年来我的人生和40岁之前完全不一样。自己渐渐能够自立自强，也不再怨天尤人。能像所谓能自立的人，懂得奋发图强，能够在官场中站得稳，办事也越来越圆滑得当，能够在官场之上将事情做成，比以前进步很多“。
可见曾国藩并不是一开始就懂得变通之道。以前的曾国藩遇事直截了当，对于圆滑之事根本不屑。
1853年出曾国藩奉命前往长沙兴办团练使，当时正是太平天国运动风起云涌之时，湖南各地的会党活动频繁，一般的地主不敢与之抗衡，更不敢帮他筹办团练。对此曾国藩采取了两项铁血政策：一是镇压各地会党起义；二是采用就地正法的政策。他以团练大臣的身份直接插手当地的司法事务。这种越权行为引起了地方官的不满和嫉恨，他们对他处处设防刁难。曾国藩被孤立了起来，举步维艰，最终失败。这个事件后他意识到，如果要战胜太平军，不仅在战场上要与之厮杀，在官场上还要做好工作。
后来曾国藩在读了《道德经》、《南华经》等老庄的文章后才真正的懂得了自己过去处理事情的缺陷。老子和庄子主张以柔克刚，以弱胜强，而之前自己处事强权，表面上是个强者，实际下面的人暗地使拌，处处碰壁。
一年之后他再次出山镇压太平军，这时他已经明白，一味强权是无法实现镇压的，这时的他已经懂得了变通的重要性。
因此他给家人的每一个教诲都是通过亲身历练得来的。
有一次李鸿章在攻陷苏州、常州后，不知道应不应该去增援迟迟没有攻下天津的曾国荃，于是就给曾国藩写信试探他的意见。曾国藩了解弟弟曾国荃一心想要自己攻打天津，独揽大功。一面是自己的得意门生，一面是亲兄弟，如果处理不当，不仅伤了和气甚至还会影响到战局。所以他给李鸿章的回信中如是说：“我和弟弟都盼望着你能来增援，但是有两点担心。一是你们的军资比我们的富足，相较之下，恐怕我们这边的军士不满，士气受挫；二是两军合并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因此如果你们来的话，两军的军饷必须平均发放。“李鸿章一看就明白曾国藩的言外之意，因此没有去支援。
这些处世的技巧都是曾国藩历经挫折，多年的磨练才运用得心应手的。中年后的他已经懂得了圆通处世之道。
其实圆滑并非狡猾，而是通过外圆内方的处世方式即守住自己的原则，表达自己的意思，又没有伤害到别人的面子，为以后的交往留下了后路。
一个人如果能学会这种处世艺术，便可在接人待物上更加滴水不漏，应对自如，让自己的能力更加如虎添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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