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记载了一属官与王阳明的对话，大意为感叹阳明先生之学甚好，然因“簿书讼狱繁难，不得为学”。遂先生教之不应“离了簿书讼狱悬空去讲学”“尔既有官司之事，便从官司的事上为学，才是真格物”。继之，王阳明谈及在簿书讼狱之间如何格物致知，乃至知行合一的具体要求。笔者读之，不觉醍醐灌顶。
王阳明说，不能因当事人应对无礼而发怒，也不能因其言辞圆滑周密就高兴。想来，即便今日，仍不乏法律意识欠缺、诉讼能力较弱之当事人，书面证据短缺，所述词不达意。此时，法官若心生烦躁，简单以证据不足为由判其败诉，在现有的诉讼规则之下，虽可谓“法律事实”无误，但也仅是“勉强无误”。如能耐心倾听，可能从只言片语中发现重要线索，找到案件突破口，伴之以细致调查、询问，认定的法律事实也许会更接近于客观事实。同样，也不能因一方提供了借条、汇款凭证、收条等证据，对借款经过陈述滴水不漏而生喜心，乃至掉以轻心，果断“当庭宣判”结案。如若案件涉及职业放贷人虚假诉讼，不知不觉，审判权反成不法者牟利之工具。
王阳明说，不能因厌恶当事人说情就故意惩罚，不能因其苦苦哀求就屈意答应。审理中常遇熟稔运用诉讼技巧者，若其在法律允许范围之内，不得因此而非难之，更不得在裁判时对之不利。同时，对于以信访闹访为要挟者，如其主张并无事实或法律依据，断不得就此违背法律而屈从其意。否则，长此以往，惯用此伎者往后愈加有恃无恐，法律的稳定性、可预见性、权威性受到侵蚀。
王阳明说，不能因事务繁忙随意结案，不可因旁人的诋毁诽谤就顺从他人意愿处理。面对案多人少的困难，需从机制、工具等方面设法解决，而不能将此作为交付残次裁判的挡箭牌。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人人自带麦克风，法官裁判前应听取民意。但听取民意需讲究方法，一者，要听取多种民意，重视“大众”民意的同时，更不得忽视“小众”民意；二者，要探究民意背后的价值取向，民意是否符合社会普遍价值及社会发展方向；再者，要将民意与内心的“法律感觉”抑或“法律良知”相对接，并与法理相匹配。
王阳明说，这些都是私欲，需要自省克治，方不失偏颇，审理案件无一不是学问，离开具体事务空谈学问，便成了空中楼阁。作为一名民商事法官，没有刑事法官生杀予夺的威严，多的是调停鸡毛蒜皮的无奈，然我等能从裁判中体味是非人情，了悟社会百态。学会兼听、平衡，完成被他人说服到说服他人的过程，个中细节“只尔自知”，省察克治之不二法门却仍回归“不争不惑”，唯不争而衡平，唯衡平而不惑。而法官学习之道，并非为学而学，亦非脱离审判扎头书斋之学，而系以定分止争为导向的实践之学，要求“知行合一”。
如若说“工作即修行”，那么审判工作堪称“上乘修行”，格物致知之道尽在其中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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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审判》杂志2019年第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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