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上海老城厢，如果一条街道聚集多家同业的店铺、作坊、个体户，就会以这个行业为地名。比如，位于上海老城厢小南门的糖坊弄，因专门制作麦芽糖，并对从福建、台湾、广东等地进口的食糖进行再加工而命名。
始建于晚清的糖坊弄，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这条路不长，连头到尾不超过200米，曲曲弯弯，中间有一条支弄，夹在中华路和江阴街中间。
木心先生对弄堂有一段精彩的描述：“上海的弄堂来了，发酵的人间世。肮脏，器骚，望之黝黑而蠕动，森林无尽头。垃圾箱满了，垃圾倒在两边，阴沟上泛着秽泡，群蝇乱飞，洼处积水映见弄顶的窄长青天……”
时代变了，当时的土路铺上了石板，但路尽头的小便池还在，那里的住户至今没有卫生专用设施，还在使用煤饼炉。洗澡的浴盆；大便的马桶；小便的尿盆，均是清朝年间的赝品代代仿制流传至今。
前不久，糖坊弄被列入了旧城改造的范围，住户们开始陆续搬迁新居。但是，曾经发生在弄堂里的烟火气和轶事，依然深深地烙印在人们的心中。
一、亭子间大小姐
大小姐居住在糖坊弄的亭子间，弄堂里的人为便于区别，在她的称呼前冠以亭子间。久而久之，亭子间大小姐这一称呼成了她的代名词。
亭子间是上海特有的产物。上世纪30年代的电影，几乎每部片子都会出现亭子间的场景。彼时，一些清寒文人常常租住空间狭窄但租金低廉的亭子间，好多作品就是在这样的独特所在产生。因此，也就有了“亭子间作家”之说。
亭子间从其功能来说，本该是储藏室，近乎阁楼的性质，大抵在顶层。朝北，冬受风欺、夏为日逼，只有一面墙上开窗，或者根本无窗，仅靠那扇通晒台的窗户采光透气，面积一般小于10平方米，超过10平方米的，则称为后厢房。
大小姐为表明自己出身高贵，一直声明，她的祖父不是做麦芽糖生意的，而是做土特产生意。她说，祖父当年从山东到上海谋生，把山东的烟叶，蚕丝等运往上海。彼时，有一种叫做“客栈”的交易形式。祖父住在客栈里，开客栈的管吃管住。“客栈”将货物交易的额度按百分比抽头。这样就实现了双赢，货主省去了后顾之忧，栈主拿到了相应的提成。
随着生意的不断发展，这种长期住客栈的形式，显得极其不划算。于是，祖父买下了位于糖坊弄的一处房产。
等大小姐出生时，祖父早已过世，父母居住在前楼，她居住在亭子间。这在老城厢一家六口人挤住在15平米的斗室，已是常态的当时，一个女孩子有着自己独立的9平米居住空间，是一件很令人羡慕的事情。加之，家里经济条件在糖坊弄属于“上层”。所以，从小至大，大小姐一直孤傲、清高。
读书时，大小姐偏科厉害，数理化经常红灯高挂，唯独作文成绩尚可。偶尔，有几篇作文还被老师当作范文，在课堂上朗读。大小姐说，这得之于父亲的遗传。
大小姐的父亲喜欢写写弄弄的，尽管，大小姐的父亲一辈子也没有写出可以传世的文学作品。但是，在以劳力劳动者为主的糖坊弄，算是一个“知名”人士。这也是大小姐引以为骄傲的另一个原因。
大小姐说，她母亲当初之所以会看上父亲，就是看中父亲的才华；而她父亲之所以会娶其母亲，是看中了亭子间。她父亲年轻时是一个文学青年，像彼时的不少文学青年一样，希冀在亭子间写出彪炳史册的煌煌巨作。
从文学创作来说，亭子间确实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写作圣地。这里上楼下楼，进出弄堂，走上街坊，接触各色人等，都很方便。
亭子间处于平民生活的“第一线”，前楼爷叔，后楼阿伯，三层阁好婆，灶披间嫂嫂……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走出亭子间，到弄堂里转转，街坊间穿穿，市井生活、工商仕学，七十二行，明明暗暗的世相，悲悲欢欢的人情，五颜六色，精彩纷呈，有着源源不断的创作素材。遗憾的是，有着这等优渥的便利条件，大小姐的父亲居然没能成名。
在大小姐的嘴中，她现在居住的亭子间，曾经有许许多多的文学大咖光临过。为了佐证，她还有名有姓地列出好几个如雷贯耳的大人物。这仅仅是她一人之言，属于孤证，无法考证。
大小姐身材高挑，妩媚、靓丽，说话绵绵的，没有一点山东腔。她上中学时，已取消了考试，实行按地段就近入学的政策。那时还没有班花、校花之类的评比和桂冠，但是，班级里的那些男生私下里给她打满分，也有不少男生暗恋她。但是，她对此不屑一顾，一则，她看不起这些低她一个层次的同弄堂里人；二则，她有鸿鹄之志，不愿意过早陷入没有结局的早恋，白白浪费青春和精力。
中学毕业，她被分配到一家集体菜场，当了一名售卖豆制品的营业员，人称豆腐西施。因为，长得漂亮，服务态度又好，柜台前面挤满顾客，营业额像受热的温度表蹭蹭蹭地直往上窜。由此，大小姐也连续多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鉴于她的表现，菜场领导想提拔大小姐当蔬菜柜台大组长。想不到，大小姐拒绝了。她说，谢谢领导，她已准备出国去日本，手续也办得差不多了。这番话，将领导雷得外焦里嫩。
为了去日本，她将前楼父母生前居住的房子卖了（留下亭子间作为自己对糖坊弄的念想，以及衣锦归来时炫耀之地），再东拼西凑，凑齐了去日本的费用。
大小姐巴拉巴拉东渡日本，不是学文学前辈为了深造，她是为了爬分，为了出人头地。然而，日本的钱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好赚。拼死拼活在餐厅洗盆子，到日本人的家里做佣人，除了没有背过死人，几乎所有的脏活、累活，她都做过了。等到她含辛茹苦赚了300万回到上海。此时，这些钱连她曾经卖掉的前楼都买不到。唉，这些年瞎忙活了，真悲惨。
年过40的大小姐独自一人坐在亭子间里，呆呆地望着斑驳的天花板，有点气馁。越想越觉得自己傻。孤灯难眠，她想匆匆忙忙将自己嫁了。但一时间，又难以找到合适者。同龄人大都结婚成家，连孩子都能打酱油了；年纪稍大一些的，又纷纷将眼光瞄准30来岁的，她被划入不予考虑的范围。
她思前想后，觉得这一切都是因为自己太作了。她沮丧叹气：太作的女人，难以有善终。
糖坊弄要动迁，为她的生命又点燃起了新的希望。她憧憬着用动拆迁的钱，在远郊买一座小别墅，最好是带阁楼（亭子间）的那种，种种花、养养草；静下心，在亭子间里捡起父辈的希望，将自己在日本拼搏的经历写一写，至于能否出版，另当别说，只是为了圆梦。如果，能找到生命的另一半，那就OK，更完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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