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上海老城厢,如果一条街道聚集多家同业的店铺、作坊、个体户,就会以这个行业为地名。比如,位于上海老城厢小南门的糖坊弄,因专门制作麦芽糖,并对从福建、台湾、广东等地进口的食糖进行再加工而命名。
始建于晚清的糖坊弄,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这条路不长,连头到尾不超过200米,曲曲弯弯,中间有一条支弄,夹在中华路和江阴街中间。
木心先生对弄堂有一段精彩的描述:“上海的弄堂来了,发酵的人间世。肮脏,器骚,望之黝黑而蠕动,森林无尽头。垃圾箱满了,垃圾倒在两边,阴沟上泛着秽泡,群蝇乱飞,洼处积水映见弄顶的窄长青天……”
时代变了,当时的土路铺上了石板,但路尽头的小便池还在,那里的住户至今没有卫生专用设施,还在使用煤饼炉。洗澡的浴盆;大便的马桶;小便的尿盆,均是清朝年间的赝品代代仿制流传至今。
前不久,糖坊弄被列入了旧城改造的范围,住户们开始陆续搬迁新居。但是,曾经发生在弄堂里的烟火气和轶事,依然深深地烙印在人们的心中。
一、亭子间大小姐
大小姐居住在糖坊弄的亭子间,弄堂里的人为便于区别,在她的称呼前冠以亭子间。久而久之,亭子间大小姐这一称呼成了她的代名词。
亭子间是上海特有的产物。上世纪30年代的电影,几乎每部片子都会出现亭子间的场景。彼时,一些清寒文人常常租住空间狭窄但租金低廉的亭子间,好多作品就是在这样的独特所在产生。因此,也就有了“亭子间作家”之说。
亭子间从其功能来说,本该是储藏室,近乎阁楼的性质,大抵在顶层。朝北,冬受风欺、夏为日逼,只有一面墙上开窗,或者根本无窗,仅靠那扇通晒台的窗户采光透气,面积一般小于10平方米,超过10平方米的,则称为后厢房。
大小姐为表明自己出身高贵,一直声明,她的祖父不是做麦芽糖生意的,而是做土特产生意。她说,祖父当年从山东到上海谋生,把山东的烟叶,蚕丝等运往上海。彼时,有一种叫做“客栈”的交易形式。祖父住在客栈里,开客栈的管吃管住。“客栈”将货物交易的额度按百分比抽头。这样就实现了双赢,货主省去了后顾之忧,栈主拿到了相应的提成。
随着生意的不断发展,这种长期住客栈的形式,显得极其不划算。于是,祖父买下了位于糖坊弄的一处房产。
等大小姐出生时,祖父早已过世,父母居住在前楼,她居住在亭子间。这在老城厢一家六口人挤住在15平米的斗室,已是常态的当时,一个女孩子有着自己独立的9平米居住空间,是一件很令人羡慕的事情。加之,家里经济条件在糖坊弄属于“上层”。所以,从小至大,大小姐一直孤傲、清高。
读书时,大小姐偏科厉害,数理化经常红灯高挂,唯独作文成绩尚可。偶尔,有几篇作文还被老师当作范文,在课堂上朗读。大小姐说,这得之于父亲的遗传。
大小姐的父亲喜欢写写弄弄的,尽管,大小姐的父亲一辈子也没有写出可以传世的文学作品。但是,在以劳力劳动者为主的糖坊弄,算是一个“知名”人士。这也是大小姐引以为骄傲的另一个原因。
大小姐说,她母亲当初之所以会看上父亲,就是看中父亲的才华;而她父亲之所以会娶其母亲,是看中了亭子间。她父亲年轻时是一个文学青年,像彼时的不少文学青年一样,希冀在亭子间写出彪炳史册的煌煌巨作。
从文学创作来说,亭子间确实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写作圣地。这里上楼下楼,进出弄堂,走上街坊,接触各色人等,都很方便。
亭子间处于平民生活的“第一线”,前楼爷叔,后楼阿伯,三层阁好婆,灶披间嫂嫂……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走出亭子间,到弄堂里转转,街坊间穿穿,市井生活、工商仕学,七十二行,明明暗暗的世相,悲悲欢欢的人情,五颜六色,精彩纷呈,有着源源不断的创作素材。遗憾的是,有着这等优渥的便利条件,大小姐的父亲居然没能成名。
在大小姐的嘴中,她现在居住的亭子间,曾经有许许多多的文学大咖光临过。为了佐证,她还有名有姓地列出好几个如雷贯耳的大人物。这仅仅是她一人之言,属于孤证,无法考证。
大小姐身材高挑,妩媚、靓丽,说话绵绵的,没有一点山东腔。她上中学时,已取消了考试,实行按地段就近入学的政策。那时还没有班花、校花之类的评比和桂冠,但是,班级里的那些男生私下里给她打满分,也有不少男生暗恋她。但是,她对此不屑一顾,一则,她看不起这些低她一个层次的同弄堂里人;二则,她有鸿鹄之志,不愿意过早陷入没有结局的早恋,白白浪费青春和精力。
中学毕业,她被分配到一家集体菜场,当了一名售卖豆制品的营业员,人称豆腐西施。因为,长得漂亮,服务态度又好,柜台前面挤满顾客,营业额像受热的温度表蹭蹭蹭地直往上窜。由此,大小姐也连续多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鉴于她的表现,菜场领导想提拔大小姐当蔬菜柜台大组长。想不到,大小姐拒绝了。她说,谢谢领导,她已准备出国去日本,手续也办得差不多了。这番话,将领导雷得外焦里嫩。
为了去日本,她将前楼父母生前居住的房子卖了(留下亭子间作为自己对糖坊弄的念想,以及衣锦归来时炫耀之地),再东拼西凑,凑齐了去日本的费用。
大小姐巴拉巴拉东渡日本,不是学文学前辈为了深造,她是为了爬分,为了出人头地。然而,日本的钱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好赚。拼死拼活在餐厅洗盆子,到日本人的家里做佣人,除了没有背过死人,几乎所有的脏活、累活,她都做过了。等到她含辛茹苦赚了300万回到上海。此时,这些钱连她曾经卖掉的前楼都买不到。唉,这些年瞎忙活了,真悲惨。
年过40的大小姐独自一人坐在亭子间里,呆呆地望着斑驳的天花板,有点气馁。越想越觉得自己傻。孤灯难眠,她想匆匆忙忙将自己嫁了。但一时间,又难以找到合适者。同龄人大都结婚成家,连孩子都能打酱油了;年纪稍大一些的,又纷纷将眼光瞄准30来岁的,她被划入不予考虑的范围。
她思前想后,觉得这一切都是因为自己太作了。她沮丧叹气:太作的女人,难以有善终。
糖坊弄要动迁,为她的生命又点燃起了新的希望。她憧憬着用动拆迁的钱,在远郊买一座小别墅,最好是带阁楼(亭子间)的那种,种种花、养养草;静下心,在亭子间里捡起父辈的希望,将自己在日本拼搏的经历写一写,至于能否出版,另当别说,只是为了圆梦。如果,能找到生命的另一半,那就OK,更完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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