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唐朝的转折点是安史之乱，安禄山自范阳起兵后，一路进展迅猛，所过州县少遇抵抗，大多望风而降，只用了34天就攻陷了东都洛阳。唐玄宗叹气说：“黄河以北二十四郡，竟没有一个忠臣吗?”
忠臣还真有，颜氏兄弟便是。常山郡太守颜杲卿与堂弟平原郡太守颜真卿，二人坚守城池，约定一同起事，谋划恢复河北，以截断叛军归路。得到十七郡响应，共聚拢义军20万人。颜真卿派司兵参军李平飞马奏报朝廷，唐玄宗得到消息后，很高兴，扭头对侍从说：“朕不识颜真卿形状何如，所为得如此?”我不认识颜真卿，他为何替朕如此卖命?
这句话放到现在听，觉得很奇怪，作为臣子难道不应该守土有责，忠君报国吗?唐玄宗并不是脑子犯糊涂，如果了解到当时的人们的道德观念，就会理解唐玄宗为何发问。细说下来，就是历史上忠君观念的变迁。
“忠”这一观念的产生虽然可以追溯至战国以前，《四书集注》中阐释道：“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忠”这个字，最早的内涵不是说“忠君”。尽自己所能，就叫作忠。
西汉董仲舒提出的“君为臣纲”之前，最古老的儒家忠君伦理，强调的是君臣合作关系“道为君纲”，双方必须共同遵循道德约束。“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古代士人对自己的要求，是当君王不遵从道德约束时，臣子有权力解除双方君臣的义务，拒绝为其服务。
君若无道，孔夫子说：应该以有道伐无道。荀子说：“从道不从君，道在君，则从之，非从君也，实从道也。”孟子说：“君视臣如草芥，臣视君如仇寇。”这一套有立场的忠君伦理，到秦朝时开始逐渐失去市场。司马迁在《史记·田单列传》中说：“忠臣不事二君，贞女不更二夫。”
汉代开始塑造起忠义大于立场的观念，但离“君叫臣死，臣不死不忠”这样的变态观念树立，还要经过许多王朝的变化。
两汉时期由于门阀豪族的兴起，士人们更乐忠于自己的事主，而非皇帝，世家大族更是以自家利益为先。从东汉末年到魏晋南北朝，整个时代处于大分裂，王朝不断更迭，充斥着阴谋和叛乱，忠君伦理体系更是形同虚设。
隋唐的重新统一，历史再次进入到稳定期。但门阀政治与豪族社会依然无法彻底改变，虽然科举取士使得情况有所改善，但门阀贵族依然处于掌控地位，他们既是皇帝的臣子，也是王朝的合伙人，“家国”发生冲突时，士人往往并不以国家为先。忠君伦理虽被强调，但终究无法形成深刻的共识。所以出现安禄山叛军所过之处，地方官纷纷弃土而逃，大批朝臣投附于安禄山。安史之乱平定前，同样又有大批安史麾下的将领投靠唐廷。
安史之乱中，万圣难寻，各顾其身，唐玄宗自己都可以抛弃大臣，跑到蜀地避难，大臣们自然可以为自己找点生路。这样的想法，在安史之乱被平定后，如何处理投降过的”贰臣“问题上，有过数次的争论。中唐以后，国势衰弱，君威不振，为加强统治，开始用“忠”来代替盛唐之时的“孝”，作为道德教化核心。特别是“忠孝”不能两全的情况下，主张舍孝而尽忠。
到了晚唐时期，古文运动开始流行，人们的思想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之前还有争论的安史之乱中的“贰臣”也进入了批判之列。士大夫们开始走向自省、修德、内圣，进而忠君治国的路子了。
从唐末到五代，因为动乱，豪族社会逐渐终结，到北宋时，平民社会崛起形成。由于科举制的完善，读书人成为了“天子门生”，不再完全依附家族势力，宋代即使宰相之家，三代未有进士，家族也会衰落下去。宋代士人们吸取从晚唐五代时期轻国重家，礼乐崩坏的教训，开始建设新的忠君伦理体系，大力提倡新的儒家忠君理论，对忠的观念较之于前代有了很大强化，虽然依然存有犹疑与权衡，但程度上在加强。
明清时期，两宋时期种下的种子，开花结果了，忠君观念上升为士大夫行为的绝对道德律令。明朝大力提倡“君父之纲”，所谓“天下无不是之父母，天下无不是之君父”。清朝雍正在大义觉迷录中直接提出了忠君是人生第一大伦常，应当在父子伦常之上，彻底将儒家忠君理念的初衷颠倒过来。但翻看历史，明、清灭亡的时候，并没有多少所谓的忠臣出来为君王死。
今天我们重新翻起这段历史，还是那句话不要用现代人的国家观念，去解读古人的朝代更迭。对于传统，我们要放在历史中看，它并不是一个固定的东西，切忌落入道德判断的窠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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