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看待实用主义的视角，从前者看去，实用主义是科学主义思潮的一支，从后者看去，实用主义更具人文主义色彩。我国学术界长期以来基本采纳了前一种视角，将实用主义当作分析哲学的同盟，认为实证主义是实用主义承诺的兑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编的《西方哲学史》（学术版）中，实用主义被置于《英美分析哲学卷》。我在撰写这一卷的“实用主义”一章时，主要聚焦于分析哲学与实用主义的关联与互动，完全忽略了欧陆哲学传统对实用主义的意义。这一视角的弊端现在看来十分明显，它把实用主义当作一种知识论形态的哲学，忽视了实用主义的根本特质，那就是：实用主义首先是一种生存论哲学。它的方法是直接描述，它的出发点是前反思的彻底经验，它的思维方式是反二元论。所有这一切都与分析哲学格格不入而与现象学心心相印。这是一种关于实用主义的更加富有人文主义韵味的理解，它同样得到大量文献的支持。
两种不同的理解，导致了两种不同的关注点。将实用主义与实证主义放在一个筐里，势必会对实用主义的意义理论、真理理论给予特别的重视；而将实用主义与现象学——生存论置于同一个阵营，则势必对实用主义的经验本体论给予特别的强调。正是这种经验本体论，使实用主义与实证主义拉开了距离，而与现象学走得更近。
实用主义是一种包容开放的哲学，用意大利哲学家巴比尼的话说，它像一条走廊，可以通达各种各样的哲学立场，各派哲学都能在实用主义那里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然而，如果将实用主义放在与传统哲学对立的天平上加以考察的话，那就不难看出，它的价值所在不是它的分析哲学色彩，而是它的现象学情结。
二、古典实用主义的现象学情结
实用主义的现象学情结首先体现在它的方法论上。和传统哲学从旁观者的立场出发、致力于从基础要素建构哲学理论的分析路径不同，实用主义倡导直接经验描述法，即维特根斯坦所说的：“不要想，而要看！”也就是说，不要用理论预设取代实际之所是。关于这一点，詹姆斯表述得十分清楚：“一种经验主义，为了要彻底，就必须既不要把任何不是直接所经验的元素接受到它的各结构里去，也不要把任何所直接经验的元素从它的结构里排除出去。”
这段话的矛头直指西方传统哲学主流。作为西方哲学主流的理性主义，认为经验本身只是一种杂多，其结构、关系、意义来自经验之外。柏拉图将理念世界当作经验世界的本质，康德则将概念当作经验世界的整理者、解释者；英国经验主义虽然突出了经验在知识来源方面的重要地位，然而和理性主义一样，主张经验本身并不包含关系、结构，不同处在于，经验主义者如休谟，并不认为经验中的关系是理性的产物，而是将它看作心理联想。虽然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表面上看起来针锋相对，但其实共享了同一个前提，那就是割裂经验与结构（概念），从反思的哲学立场出发，将理论建构下的经验应该是什么当作了经验的实际之所是。杜威对此嘲讽道：“非经验的方法从一个反省的产物出发，而把它当作好像是原初的，是一种所'给予’的。”“ 于是，问题就是再把业已分裂的东西结合起来——这正好像国王的大臣们试图从打碎的鸡蛋碎片出发来构造一个完整的鸡蛋。……这个问题一无所是，没有办法解决。”如果真正从描述而非建构的立场出发，整体论的而非分析论的哲学框架当是自然的结论，格式塔式的眼光当是唯一可取的眼光。描述的方法其实十分简单，那就是要求回到经验本身，不添加任何东西，将哲学家的各种关于世界、自我等的理论先搁置一旁，从事情的直接显现出发来看它的“实际之所是”。
正是在这种哲学态度的支配下，詹姆斯早期对意识，后期对经验，都做了别开生面的诠解。意识的“实际之所是”不再是心素的叠加，不再是简单分明的心理原子的结合，而首先是整体的、变动的、当下的“意识流”，在这里，分明和模糊、中心和过渡不可分隔地缠绕在一起，构成了一种难以言说的流变或链条。尽管詹姆斯后来的经验描述走向了生存本体论，克服了意识描述的心理主义痕迹，但总的思路是一脉相承的。彻底经验是一种前反思的、无内外主客之分的直接显现，关于它我们无法用语言加以描述，只能简单地用“这”来指谓它；它构成了后来一切命题知识的基础。
詹姆斯的这番主张，在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那里得到了强烈的共鸣。胡塞尔同样倡导直接描述法，它的直接运用便体现在他的“回到实事本身”的呼吁上，而完成这一呼吁的第一步便是所谓的“悬置”，即对于一切理论预设、一切自然态度的存而不论。胡塞尔的现象学与詹姆斯的彻底经验主义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事实上，胡塞尔也的确承认受到过詹姆斯的直接影响，他的意识流观点、意识“晕”理论直接来自詹姆斯。正是在研读了詹姆斯的著述之后，胡塞尔放弃了撰写描述心理学的念头。可以说，现象学与实用主义从一开始便属于同一哲学阵营，詹姆斯和现象学之间的亲密程度远超过他与马赫之间的相互欣赏。关于这一点，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有学者指出：“ ［詹姆斯的］彻底经验主义从来就没有和近代心理学结为一体。它本来是可以成为美国现象学派的基础的，但它没有。对于经验的涵义和构成的考察工作，反而在很大程度上留给了胡塞尔以及他的德国同道们。”美国现象学学者艾迪也认为，通过考察，我们发现了“在胡塞尔哲学和詹姆斯哲学之间值得关注的会聚”。
詹姆斯和胡塞尔都是从意识分析入手展开他们的现象学之旅的，与之相比，杜威和海德格尔则更加彻底地放弃了内在分析的思路而将实用主义和现象学引向了生存论。杜威和海德格尔都继承并发扬了詹姆斯、胡塞尔所开创的直接描述法，都坚持“回到实事本身”的基本主张，但对于什么是“实事”，他们的理解与早期詹姆斯、胡塞尔有所不同。杜威眼里的实事是前反思的经验，它与生活、历史、实践不可分离，是一种人与世界的交互作用，一种与周遭环境的打交道。在杜威对詹姆斯“经验”概念的阐发中，可以看出他是如何借詹姆斯的酒杯浇自己心头块垒的：
“经验”是一个詹姆斯所谓具有“双重意义”的字眼。好像它的同类语“生活”和“历史”一样，它不仅包括人们做些什么和遭遇些什么，他们追求些什么，爱些什么，相信和坚持些什么，而且也包括人们怎样活动和怎样受到其他活动的影响的，他们怎样行动和如何遭遇，他们怎样渴望和享受，以及他们观看、信仰和想象的方式——简言之，经历的过程。……它之所以具有“双重意义”，这是因为它在其原初整体中不承认在动作与材料、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区别，而认为在一个不可分析的统一体中包括这两个方面。
在杜威看来，人首先作为一种生命体与环境交织在一起，相互作用，相互成全，“与世界同呼吸、共命运”，这是一种生存状态、生活之流；对象是在这种交互作用中作为结果产生出来的，是意向活动的产物。人与世界首先不是一种认知关系，而是一种生存实践关系，认知关系是在生存实践关系的基础上，作为其环节而有自己的意义和位置的。由于人与世界一开始便交织在一起，并没有分离，因此认识论的表象主义从来没有产生，由人与世界的分离而来的怀疑主义从来不是问题。这样一种生存实践论与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之间的相近，是一目了然的。杜威以自己的实用主义语言，预告了海德格尔的“在世”出发点、“上手状态”对“在手状态”的优先性等存在主义基本主张。正像哈贝马斯所说的那样，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对于“器具”“上手状态”以及“因缘联系”的分析，暗中透出了实用主义的洞见。当代实用主义重要代表人物伯恩斯坦更是清晰地指出：“尽管'在世’不是美国古典实用主义者的用语，但它漂亮地阐明了实用主义对于人类有机体与环境之间所发生的交互作用的理解。”“ 当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引入上手状态与在手状态的区分并论证了上手状态的优先性时，他引入了与实用主义关于实践或行动优先性主题相共鸣的主题。”
可以看出，实用主义与现象学之间有着一种明显的相对应的平行展开，詹姆斯与胡塞尔的呼应、杜威与海德格尔的相近，以及杜威对詹姆斯的发展与海德格尔对胡塞尔的超越，已经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我相信，这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论题，随着有关这一论题的深入研究，实用主义与现象学之间的亲缘关系将会得到更清晰的展现。
当然，这种亲缘关系并不意味着实用主义与现象学之间没有差别，相反，实用主义与现象学的差别是不应被忽视的，有些差别还是至关重要的。比如，当胡塞尔要用“本质”拯救传统哲学的危机时，詹姆斯对此却完全不感兴趣。他对流变、差异、过渡、具体更加敏感。当胡塞尔要为知识寻找一个牢固根基时，詹姆斯却在提倡信仰的意志，瓦解理性所追求的确定性。这是两种哲学的分水岭，胡塞尔用他的现象学继续着西方理性主义的叙事，而詹姆斯却更加彻底地告别了传统哲学的大写目标：确定性的寻求。
杜威与海德格尔一样，主张生存实践对知识的优先性，动词对名词的优先性，知道如何对知道什么的优先性。但杜威彻底去除了神圣与世俗、超越与经验的二元分离，而海德格尔则始终未能摆脱神的维度的束缚。也就是说，与詹姆斯、杜威相比，胡塞尔、海德格尔身上的传统哲学的痕迹更重。在不多见的关于实用主义的评价中，海德格尔轻蔑地认为，实用主义没有形而上学。这是一种讽刺，除去表明海德格尔对实用主义的因道听途说而产生的偏见之外，更重要的是，它还表明，海德格尔在批判传统形而上学的同时，骨子里仍然留恋着形而上学，形而上学的尾骨仍然老大不掉。应该说，就像罗蒂评论的那样，海德格尔的批判听起来更像是一种表扬。由于海德格尔仍然保留了大写哲学的残余，把通往真理的通道“与'纪念’一种高高在上权力的命运这种恭顺姿态联系起来”（哈贝马斯语），他不可能像杜威那样，将民主当作自己哲学的中心议题，他还是一个罗蒂意义上的“私人哲学家”。
三、新实用主义的现象学纠葛
欧洲分析哲学的侵入使古典实用主义进入了近半个世纪的衰退期，直到奎因、戴维森、塞拉斯的相关工作，尤其是罗蒂、普特南的大力推动，才使它重新恢复了生机并一路高歌猛进，开创出西方思想学术界的“实用主义的转向”（伯恩斯坦语）。新实用主义是在分析哲学的温床上长大的，从它问世的那天起便带着浓重的分析哲学特征而与现象学距离遥远。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实用主义与古典实用主义有着极不和谐的一面，以至于我们可以说，新实用主义是对古典实用主义的背叛，因为它更多地秉承了分析哲学的而不是现象学的思路。
罗蒂在谈到新实用主义与古典实用主义的区别时曾说道：“我们新实用主义者谈论语言而不是像老实用主义者那样谈论经验、心灵、或意识。”新实用主义的论域承自分析哲学，语义学话题、怀疑论焦虑是它的兴奋点。命题的意义来自哪里，心灵与世界的关系如何，这些传统哲学的老问题，又在新的背景下重新复活。新实用主义前驱奎因、戴维森、塞拉斯等人的哲学英雄是康德、弗雷格、维特根斯坦而不是皮尔士、詹姆斯或杜威。虽然他们对传统哲学问题的解决方式颇有新意，论证细节也远非传统哲学可比，但他们始终没有摆脱知识论的关怀，以二元论为前提的静态结构分析始终是他们的哲学风格，古典实用主义的现象学——实践论视角被彻底放弃了。
作为新实用主义最重要的代表人物，罗蒂虽然对杜威、海德格尔、后期维特根斯坦推崇有加，但康德式的焦虑一直缠绕着他，语言唯心主义是他的基本主张。正如普特南后来所批评的那样，罗蒂虽然对传统哲学做了彻底的否定，但并没有真正摆脱传统哲学的那套语汇。只是将意识替换为语言是不够的，二元论的麻烦仍改头换面地伫立在那里。传统实在论认为，我们可以超越语言钩住世界，罗蒂只是将其掉了个个，宣称我们不能越过语言钩住世界，唯一能做的只是退回到语言之内。结论看上去不同，实质并无两样，肯定的说法换成了否定的说法而已。公允地说，内在实在论时期的普特南并没有比罗蒂更加高明：关于世界的谈论只有在语言框架内才是可行的，离开了语言，对于世界将无话可说。除了不愿意将真等同于合理性之外，人们几乎看不出它与罗蒂的种族中心论有何实质的不同。也正因为如此，罗蒂对普特南的刻意疏远感到大惑不解。心灵与世界的关系变成了语言与世界的关系，心灵怎样超越自身钩住世界的问题变成了语言怎么突破自身通达世界的问题。老问题换了一副新面孔，新实用主义似乎在詹姆斯、杜威开辟的道路上又退缩了回去。
新实用主义的背离遭到许多当代实用主义学者的批评。其中，史密斯和罗森塔尔最具代表性。耶鲁大学史密斯教授是著名的实用主义学者，在美国学界广受尊重。在史密斯看来，分析哲学虽然和实用主义一样强调经验，但它回到了实用主义所一直反对的近代哲学的经验观点，回到了作为“感觉材料”的经验以及对于理性作用的怀疑；它改变了哲学思考的维度，对于“人的问题”的兴趣消失了，哲学被局限于对语言和科学逻辑的研究。因此，史密斯指出：“虽然实用主义者已经严厉地对古典经验主义那些主要假设，特别是以认识论作为出发点的要求，提出了质疑，但分析的哲学和实证主义的哲学却继续坚持这些假设，仿佛它们从未受到过挑战似的。”史密斯呼吁重新回到古典实用主义，不为学院派的风格和规则所束缚，重新找回哲学思考的独立和新颖。
如果说史密斯的重心在于揭示古典实用主义与分析哲学的内在冲突的话，那么来自新奥尔良罗约拉大学的罗森塔尔的注意力就主要放在了古典实用主义与现象学的内在一致上。罗森塔尔认为，新实用主义放弃古典实用主义的现象学基本立场而转向分析哲学，是对古典实用主义的背叛。这一背叛彻底放弃了实用主义最有价值的、最有生命力的洞见。用罗森塔尔的话说：“当然，新实用主义确有其创见，而这些创见与古典实用主义关系甚密，但是，其学说所依据的总构架却与实用主义特有的构架全然不同；在前者中所存在的哲学问题和可供选择的哲学立场，在后者中却变成了荒谬的，不可理喻的东西。”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90年代后，新实用主义出现了一种新转向，普特南、麦克道威尔是这一转向的主要代表。与这一转向相伴随的，是古典实用主义现象学视角的重新回归。此前的新实用主义者如奎因、古德曼、戴维森等，并不关注古典实用主义，罗蒂虽然为复兴古典实用主义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他所看重的是古典实用主义实践优先性的主张，对于古典实用主义最具现象学色彩的彻底经验主义学说，他是竭力反对的。而罗蒂所反对的，却正是普特南所看重的。普特南曾经是一位卓越的分析哲学家，内在实在论时期的他尚未摆脱传统哲学的阴影。但自20世纪80年代起，在罗蒂的刺激下，他重新回到古典实用主义者詹姆斯、杜威那里，寻找克服心灵与世界之间的中界面的资源。他发现，詹姆斯等人与胡塞尔的思路相近，都提出了一种新的可用来捍卫实在论的思维方式。这种方式通过对知觉（经验）的直观，将感觉和统觉（概念）不可分割地熔接在一起，以至于我们根本无法将知觉（经验）区分为感觉还是概念。在经验的直接存在中，两者是合二为一的。于是，世界与心灵便不是一种表象关系，而是一种相互促成的关系。我们听到的不是物理的声音加上心灵的解释，然后才有“雨滴”的经验，我们直接地就听到了“雨滴”的声音（知觉）。普特南将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归功于詹姆斯、杜威，认为它导向了直接实在论。在普特南看来，罗蒂认为我们“不可能只是通过对它们的感知，来解释我们如何指称哪怕最典型的如'船、鞋子、封蜡、卷心菜、国王’这类物理对象”。这使他得出了反实在论的结论。但只要我们回到詹姆斯、杜威、奥斯丁的立场，以现象学的眼光审视经验之所是，我们便能开辟一条挽救实在论的路径。他特别将胡塞尔和詹姆斯相提并论，认为他们的知觉（经验）观为直接实在论奠定了基础。
普特南的这一转向直接受到麦克道威尔的影响，从麦克道威尔零星的著述中，普特南敏感地发现了一种自己一直在苦苦寻求的解决之道。麦克道威尔正是通过对经验概念化的现象学阐述，找到了一条既摆脱所予论又反对融贯论的道路。他的论证是对普特南一直坚持的论点的详细展开，这里清晰地显现出了古典实用主义的现象学思路。新实用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是否会全面复活古典实用主义的现象学特征？对此，我难以给出肯定的回答，但有一点应该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现象学思路必将在实用主义的未来发展中提供十分重要的思想资源。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