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冬当日,赶上记者节。我虽不是职业记者,但依然记者一样,记录着我遇见的活生生的一切。比如,我曾经就有过的记者梦,以同村的赤子兄长为榜样,以至于有一天,我的脚步追到了报社。
那天我离开黄龙山下的单位,就像他一样同样离开黄龙山下的单位,飞出穷窝窝般放飞着心事。我与他的出身如此一辙,与他的轨迹如此相近,与他的梦想如此不谋而合。但他说走就走,离开了“铁饭碗”的单位,进了铸就梦想的报社。而我,还在去报社的路上。
在有他梦想和有我梦想的报社里等他,就像等待梦想破壳似的。见他时,脖子上挂着工作牌,带我看门外的打分牌。上面贴满了每天发行的每一版,每一版上的每一篇报道文章,都有朱笔打上的分数。
不苟言笑的他在牙缝里挤出几句话,那些分数,是每一版的编辑们打的。那些报道文章,是具有大专文凭学历、薪水只有基本生活保障的实习记者写的,连续三周排名最后的淘汰,能被录用的极少。哪像铁饭碗的你……
出了报社吃饭时,他头仰天,将泡馍用筷子艰难地送进口中。他说,他得了肌无力,吃饭,说话,都很困难。我打了一个冷颤:他刚才那一番话,不知鼓了多少劲。后来,他回村的时候,已是骨灰。听说治疗时,做手术的美国教授说,那病他只在他们美国见过一例12岁小女孩得过。他为治病,都把房子卖了。
葬礼上,我听到有关他的事迹里,有除暴安良的,有维护正义的,有一篇报道为国家挽回损失的。但这些也就大概我们一沟窝窝村人知道,而且知道后不久也就大概忘了。除此,还有多少人记得,天知道。
他之后的后来,跟他同行的,因为仗义执言丢了饭碗,又因为信息发达、人人自媒体、纸媒凛冬,饭碗都成了问题。他们,真成了高高的桅杆上的守望者。仿佛,他的离去,是告别了一个时代,一个“记者笔下有财产万千,记者笔下有毁誉忠奸,记者笔下有是非曲直,记者笔下有人命关天”的时代(新华社老社长、著名记者郭超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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