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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过神来，再谈路遥。
谈路遥，不能仅拿他的作品说事，必须透过纸背看他的精神世界。
翻看厚厚三本《平凡的世界》的过程中，一天甚至几天，也找不出一两句“拿得出手琅琅上口的妙语经典”，全是些“家长里短、土的掉渣”的琐碎句子，甚至有些，在我这“小炉匠”看来都可称为“删节”。
还有，其中诸多故事的构思。比如孙少安家穷但到了结婚年龄，“刚好”，山西柳林镇就有个贺秀莲“啥也不图，就图他是个好人”，连彩礼钱都不要；少平工地干活，成天没地睡，但晓霞能放下“官千金”的架子，能抛开那些体外的臭味，以及现实里工地上的喧嚣，不离不弃式去工地粘他……尽管“无巧不成书”，但这也“巧”得太过理想、超越逻辑了。我以前在学生时代，一年夏天随父亲上工地搬砖，参加社会锻炼，比我心里是“被人瞧不起”、“难以抬头”的事，尤其在多年前孙少平那个刚刚离校，以“半社会青年”的身份呈现的时候，更应该如我认识的那样。至少，这在而立将尽不惑接续的时段算不得什么，但在未及而立二十之上的时段，还真是个事。
……
一个再坏的人，再不看好的作品，我相信他或它绝对不可能一点“满意地方”没有。我不喜欢用所谓的“矛盾文学奖”之类的光环帽子“爱屋及乌”，单就那样的认识用事物发展规律衡量，答案自会呈现。
《平凡的世界》通篇体现了社会主义新建设征程上各色人等的“奋斗史”，尤其从“草根阶层”到“上流社会”的“共荣蜕变”，足以让50+以上年龄段的人精神矍铄，唏嘘不已。仿佛，听这些故事，就回到了他们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年轻人一个个有理想有文化有道德有纪律。
然而，当今社会的中流砥柱在哪里，最可靠的社会基石在哪里，我仍然会认为是50+以上的年龄段的人，他们吃过苦饿过肚子，就连交流说事，也不像现代人手机一拿，联系起来那么轻松。他们可能会为见人一面，走几十里路，翻几架山，处出来的感情自然不会像现代人般轻薄，随时可能都会成为“被删除”的牺牲品。我不得不说，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信息社会以及人类社会面对的悲哀。
然而，那时的人们过度至今，其“动辄douzheng”的大社会环境致使许许多多的人思想成分较为复杂，但却都是爱憎分明旗帜鲜明的类型，敢说爱也敢说恨……用有的人的话说，“现在街上动手打架的都没过去多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矛盾，在这样看似文明的社会里，潜藏着不分青红皂白、没有任何底线的畸形做人做事看人看事观，矛盾如干柴烈火，随时都有点燃的可能”。我不得不说，现代人“聪明多了”，你好也是好，不好也是好，只要火不烧到自家炕头，一切皆可粉饰，文明开始蜕化，消亡。这应是国人们当今面对的悲哀。
路遥，无疑是那个时代的代表之一，“奋斗”之所以在他的笔下纵贯全线，与其身处那样的环境下逼出来的“争气”密不可分。
从历史上讲，陕北处于汉蒙交界地带，擅起战事。陕北清涧王家堡出生的路遥，从小家里一贫如洗，在八岁时便过继其伯父，在他的人生印记里，饥饿、贫穷最为突出；上学时期，几乎靠同学的支助，且在“就要看到人生一点光明”考上西安石油学校，那一年却是1966年；青年时期其“为了上学要攀高”的婚恋观，使《人生》出生，让我的父母以及我自己本身的许多人们记住了朴实善良的刘巧珍和面目可憎的高加林；他遇见后来的妻子林达，可以将自己的工资拿出来供他读书上学，但在路遥人生的最后时期，即创作《平凡的世界》第三部时，却毅然决然提出离婚，拂袖而去……
因此，路遥认为其女儿是自己唯一的所有，才有《平凡的世界》的叹息，才有那些不能用简单的好坏标准来衡量界定的道貌岸然的生活，观点，和由此构想出来的不被我们看好称赞的“巧事”，以及那些纸背后的毁灭性、殉道性凝合而成的精神世界。
谈路遥，还必须透过纸背看中国知识分子的成因命运。
在西交大一次培训班上，一位干部学员要拷贝教授的讲课课件，受到教授声色严厉情绪激动地责问：你拷我那个做什么？人家领导面对我在发展区域经济规划所提意见都置之不理，让我有意见“随后说”，我都成废人了，你拷废人的课件有啥作用和意义？欲拷课件的干部学员讨了个红脸，悻悻而回。
事实上，中国知识分子从古到今，其地位基本都处于一个相对尴尬的位置。当然古时民间也有每逢潦倒知识分子去小店用膳都被人高看三分的美谈，然而，这些只是星星点点，并非大势大流。那些真正的知识分子，都是个性独立，自命清高，不从众但从人性、不入流但入人道的“文明倡导者”，也仅仅是“文明倡导者”而已，毕竟在世俗的生活中，又离不开人间烟火。
路遥的不幸，恰恰在于他是这其中之一。
写作是知识分子呈现的一种生活状态，作家是知识分子生活状态呈现的职业名词，但无论以哪一种状态呈现，都离不开生活，离不开面对孤独。
路遥在生活的深层夹缝中，他忍受着精神上的孤独。从“风光一时”的“领导”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以及先后被北师大和陕西师大中文系拒绝，一波三折的跌宕命运让他一次次陷入“理想世界”的孤独；二是爱情的孤独。林虹与林达，两个名字一字相差，同是一个院子长大的北京知青，一个在前，一个在后，前者因路遥涉案而绝交，后者与路遥成婚生女又离婚……作品里才会有高加林抛弃刘巧珍，田润叶为孙少安守身如玉而冷落了丈夫李向前，田晓霞放下“市长千金”架子去工地找孙少平，郝红梅因家穷偷供销社手帕而错过与顾养民的婚姻恋情，心地善良的孙兰花却死死地爱着二流子王满银，孙兰香不仅通过读书考上北方工业大学，还收获了一位优秀且家世显赫的男友吴仲平……无一不是自身爱情遭遇和对理想爱情憧憬的缩影。三是写作的孤独。陕北甘泉招待所，《人生》的创作地点，在那儿夜以继日，每天工作近十八小时，内火旺盛，夜晚转圈，招待所的人以为他神经错乱；铜川矿务局煤矿医院，《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创作地点，“一间用小会议室改成的工作室，一张桌子，一张床，一个小柜，还有一些塑料沙发。”“中午起床吃馒头、米汤和咸菜，晚上有时吃点面条。”；榆林宾馆，《平凡的世界》第三部创作地点，“能吃到丰盛的饭菜，还能洗热水澡”， 在“手头一分钱没有，又不能找人代买”的情况下，其弟王天乐托人找到榆林一位领导，每月为其提供“十条‘恭贺新禧’，五瓶咖啡”。在每一部作品的创作过程中，路遥都在承受着精神、生活、爱情、经济、身体等多方面的围困折磨，以至于，他在几次作品获奖后没有路费去领奖，尤其他和贾平凹、陈忠实、杨韦昕同时当选中国作协陕西分会副主席后，仍是如此，这在当今社会很难让人想通。在他写到田晓霞为救落水儿童而牺牲时，把正在洛川采访的兄弟王天乐招到三百公里的榆林，见面后就一句话“田晓霞死了”，然后失声痛哭。
似乎，在现实里完全没有可对话的人，但在消除心里积郁的过程中，唯有作品里的人物。也似乎，只有在他的作品里，才能找到他唯一的人格魅力和尊严，而现实里的尊严，唯有对抽烟品牌的讲究。更似乎，中国知识分子从来没有摆脱如此穷酸的形象，四月份与杨兄上华山时，他说多年前一个晚上在西安夜市遇见过路遥，其人穿衣朴素，抽烟的牌子很一般，他一想到“作家的身份”，遂饭罢付账，虽被路遥婉言谢绝，但他庆幸自己走得快，因为他知道“人家”是有尊严的，这事即便造假，我也不会当假。
驻京老乡作家画家老村谈及数年前遇到一号称“亚洲诗人”的老乡作家的事，连“唉”数声。当时他被素不相识的“亚洲诗人”叫到宾馆，先“自我标榜半天”，然后将他的作品“指导一番”，言罢“谈起正事”。问他借回家的盘缠，他问多少，“诗人”张口“九千”，他摇了摇头；“诗人”改口“五千”，他又摇了摇头；“诗人”气急败坏，宾馆转圈，伸出三个指头，倍显“无奈”地说“三千应该有吧”，——这似乎已经是不能再低的底线了，他说“我只有三百”，言罢，递上走开。用老村先生的话说，“从北京到家，除过车费吃饭，还绰绰有余”。
显然，老村先生所举的“亚洲诗人”，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但却不是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
谈路遥，更必须透过纸背看陕北文化在中华多元民族文化的位置坐标。
一次，我与银龙兄谈论有关印度电影的时候，谈到有关思想的话题，他说“印度电影成功的最大因素在于思想，以及思想背后的文化，而容易产生思想的地方无非两种情况，一是贫穷之地，一是压迫之地。”对此，我十分赞同。尽管他不是学者教授，但在认识上与我彼此共鸣印证。
路遥是土生土长的陕北人，而陕北是一块神奇的土地，这里孕育着举世瞩目的艺术文化，两相共融生息。在路遥的作品里，借助陕北文化的力量对其作品进行了大量的艺术渲染，其中土生土长的各类“信天游”最为有名。信天游，陕北民歌的一种表达形式，用浅显易懂的土气语言、形象生动的表述形式、根深至理的哲学风范寓意于歌，烘托劳动生产、生活艰难、男欢女爱、民俗节日、黄土风貌等等自然、人心、环境。
据有关资料显示，正在延安大学中文系读书的路遥，于 1975年参与了系里组织的民歌搜集活动，与同学整理出了《吴堡民歌》。如学者李星《无法回避的选择——从〈人生〉到〈平凡的世界〉》所指：我们不能不看到陕北古老民歌信天游在形成路遥心理气质中的作用。信天游是路遥所受的最早的艺术教育。它不仅启发他感受着陕北高原的自然美，而且让他看到了高原男女丰富的内心世界。它唤起了他对陕北生活和生活在陕北土地上的淳朴厚实的农民的同情和爱。……他的心头经常响着信天游的旋律，这浑厚粗朴而又开阔的音乐诗歌艺术，已经溶化在他的小说艺术中，沉淀为稳定的艺术心理素质。
《平凡的世界》的开篇，便是孙少平骑车捎金波，金波张口就来的《三十里铺》：提起我的家来家有名，家住在绥德州三十里铺村……女主人公田润叶一旦爱情起变，心里风起云涌，就会出现《冻冰歌》，不知从什么山野，何人之口飘飘荡荡的信天游：正月里冻冰呀立春消，二月里鱼儿水上漂，水呀上漂来想起我的哥！想起我的哥哥，想起我的哥哥，想起我的哥哥呀你等一等我…在《人生》里，为烘托刘高二人之间的爱情便引用《叫一声哥哥你快回来》：上河里（那个）鸭子下河里的鹅，一对对（哪个）毛眼眼望哥哥……除此之外，还运用了《赶牲灵》和《走西口》，分别烘托了旅店老板灵转姑娘迎接和送别自己的心上人——脚夫德顺时的场景：走头头的那个骡子呦三盏盏的灯，戴上了那个铜铃子呦哇哇的声；你若是我的哥哥呦招一招手，你不是我的哥哥呦走呀走你的路……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在难留，手拉着哥哥的手，送你送到大路口……
在《平凡的世界》里，突出了村里能人田万有的出类拔萃：说下个日子呀你不来，硷畔上跑烂我的十眼鞋。墙头上骑马呀还嫌低，面对面坐下还想你。山丹丹花儿背洼洼开，有什么心事慢慢价来…听的正在不顾少女羞涩和连煎晌午过热约会的少安和润叶羞红了脸。就连外面胡乱逛荡的王满银也为媳妇孙兰花唱起了《兰花花》，还有那不知名的信天游：人家都是一对对，孤零零撂下你干妹妹。亲亲！卷心白菜起黄苔，心上的疙瘩谁给妹妹解？亲亲！打碗碗花儿就地地开，你把你的白脸脸掉过来，亲亲！白格生生脸脸弯格溜溜眉，你是哥哥的心锤锤，亲亲！干石板上的苦菜盼雨淋，你给哥哥半夜里留下个门，亲亲！……与少平一起工地干活的民工们在元宵节晚上，酒喝到了兴头上，也唱了起来：人穷衣衫烂，见了朋友告苦难，你有铜钱给我借上两串，啊噢唉！我有脑畔山，干阳湾，沙蓬黄蒿长成椽，割成方子锯成板，走云南，下四川，卖了钱我再给老哥周还！……
当然，也有表现黄土地厚重以及民风民俗的信天游。田万有唱的《祈雨调》：晒坏的了呀晒坏的了，五谷田苗子晒干了，龙王的佬价哟，救万民！柳树梢呀水上飘，清风细雨洒青苗，龙王的佬价哟，救万民！水神娘娘呀水门开，求我神灵放水来，龙王的佬价哟，救万民！佛的玉簿玉皇的令，观音老母的盛水瓶，玉皇佬价哟，救万民！几乎用哭一样的声音。……孙少安从山西柳林买回大青骡子，返程经过黄河大桥时所听到的著名陕北民歌《黄河船夫曲》：你晓得，天下黄河几十几道湾？几十几道湾里几十几条船？几十几条船上几十几根杆？几十几个艄公来把船扳？……还有正月里民间艺人王明清与田万有对唱的闹秧歌：锣鼓停声我开音，万有亲朋你细听：转九曲来到双水村，不知你们栽下些什么灯？……罐子村的亲朋你细听，欢迎你们来到双水村。你问我们栽下些什么灯？今年和往年大不相同——西瓜灯，红腾腾，白菜灯，绿蓁蓁，韭菜灯，翠铮铮，芫荽灯，碎粉粉，茄子灯，紫茵茵，七扭八歪是黄瓜灯！龙儿灯，满身鳞，凤儿灯，花蓬蓬，老虎灯，实威风，摇头摆尾是狮子灯！银蝶金蝉莲花灯，还有那起火花花带炮嗦罗罗罗乒乓两盏灯，那是依呀嗨！……瞬间，陕北正月的红红火火跃然纸上，身临其境。
这些民歌在路遥的笔下信手拈来，犹如摘那背山地里的山丹丹花，正所谓“女人们忧愁哭鼻子，男人们忧愁唱曲子”，这就是陕北民歌，植根大众中间，男女老少皆宜，可在山坡沟洼，又可在田野村落，还可登大雅之堂。因此，当这些陕北民歌飘荡在现代气息较浓的都市上空，仍能彰显陕北朴实清新的民风，唤醒民众即将枯竭的心灵，展现陕北文化的无穷魅力。这种魅力属于一切劳苦大众、智慧大众。
陕北民歌之所以魅力无穷，主要经历了两个时期。据查，陕北民歌的历史可追源到古代汉族巫歌和祭祀秧歌调，并与春节“闹红火”的习俗紧密关联，如绥德出土的汉代画像石中有乐舞百戏和秧歌的内容，可见当时陕北歌舞已经盛行，民歌必然随之滥觞，这是萌发期。第二个时期是红盛期， 1935年以后至1965年。这个时期主要以红军长征到吴起镇之后的红色文化为主，相继产生了《东方红》、《翻身道情》、《绣金匾》、《拥军秧歌》等享誉全国的陕北民歌，据说陕北人民唱着《东方红》和《翻身道情》迎接了新中国的诞生。后来又有了《三十里铺》、《赶牲灵》、《黄河船夫曲》、《跑旱船》、《五哥放羊》等许多精曲陕北民歌相继问世。同时在民歌推广上，1952年中央歌舞团在绥德县数千名歌手中精选30余人组建了陕北民歌合唱队，使陕北民歌有了国家级演唱团体，让陕北民歌唱响中国大江南北、享誉国际舞台，这在我国民歌发展史上是绝无仅有，奠定了陕北民歌在中华多元民族文化的位置坐标。
每每看到有关陕北民歌的词句，仿佛身处沟壑纵深的陕北高塬，眼前宝塔山上放着太阳一样的光明，奔腾不息的九曲黄河水流到壶口，一群群头缠羊肚肚手巾腰系红带的后生尘烟四溅，锤击的安塞腰鼓发出震耳发聩的响声……所有这些，凝成唢呐的独奏，万民的歌唱，黄土的厚重，陕北的情浓，世界的平凡，路遥的心声，竹笛的脆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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拂袖掸尘，掩卷长叹。
白绫女子身何往？
书写路遥人何在？
目极世界今借来？
苍穹无语，四野苍茫。
但闻鞭响之后，信天游响彻西天。
羊个肚子手巾呦
三道道蓝
咱们见个面面容易
哎哟拉话话难
一个在那山上呦
一个在那沟
咱们见不上个面面
那就招一招那手
瞭不见个村村呦
瞭不见个人
我泪个蛋蛋抛在哎哟沙蒿蒿林
突来狂风，声随风走，音信全无。
2015年5月24日水轩心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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