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凡打针的孩子，几乎没有不哭的。因为我见过不哭的女孩，所以看见哭的男孩，就有点想笑。开始是嘲笑，后来是好笑，直到最后，觉得那已不是嘲笑和好笑，而是实实在在的笑话了。
打针不哭的女孩，不是别人，正是我家雪域。大约从她三四岁起，打针就没哭过。由于个人平时工作忙的原因，这事我听妻子说得多，却见得少。直到有一次，孩子一连几天高烧不退，腮腺发炎，看医生后决定要打吊瓶，我才真正亲眼见到她打针时不哭的样子，那时她已经五岁了。
她的两张小脸红嘟嘟的，嘴唇边已起了皮，眉宇间表露出一副清秀的样子。待医生将做皮试的长细针管拿在面前，她一边往上抹着袖管，一边望着长细针管口冒出的排气药液，轻轻地对医生说:“伯伯，你轻点啊！”眼看针头从白嫩的胳膊里刺入，我心为之一颤。大约十五分钟之后，医生又将配好的吊瓶提到我们跟前，雪域说:“爸爸，这下我就不紧张了，打完吊瓶我的病就会好很多！”自此以后，我打心眼里为她叫好。
而我今天遇到打针哭的，是个男孩，大约五岁左右，由他母亲带着。他的哭声穿越了整个诊所走廊:“我不打，我不打，打针疼的，打针疼的！”时而似秃鹫扯着嗓儿俯冲大地望物啼鸣，时而似春河打着呼哨奔流不息忍寒呜咽。他箭一般冲出注射室，飞至出诊所的门口。
“妈也不想让你打，这不是得病了嘛。”紧追上来的母亲苦口婆心的说。
“不！我不！疼的！疼的！”孩子极力辩解，形成一棵歪脖子树。母亲拉他一下胳膊，抻他一下衣服——尽力用手把他拽向注射室的方向，然而，一切都无济于事。
而且，就在他们拉拉拽拽的过程中，母亲拽空闪倒在地，落了个大大的尻子蹲。看得我都有点火了。可他母亲起身后，依然拎着孩子的胳膊，苦口婆心的说:“为了给你治病，你把妈都闪倒在地了，不行，我叫你爸来，叫你爷爷奶奶来！”
“你叫！你叫！你现在就叫！”语气虽丝毫未减，但声音明显小了很多。立定的步伐也开始向注射室移动。孩子半依半就，嘤嘤泣泣移步至注射室门前，正见一青年男子将袖管抹得老高，眼看排气做皮试的针头就要扎进胳膊，孩子又一次“哇”地一声，挣脱母亲手里的胳膊，又一次利箭般标向靶心——诊所门口，然后，双手逆向插入左右袖管，圪蹴下来。但——
声起，如初。哭诉的内容依如初:“我不打，我不打，打针疼的，打针疼的！”哭声再次穿越整个诊所走廊。走廊里正在吊瓶的人微笑看此，似乎也深有感触:“孩子说的可都是实话！”
这“实话”，也听的我刚才的怒火消了大半。转瞬却回忆起小时候自己打针的场景:我那时也是大约五六岁的样子，每每因我叫了老迟医生来到我家，或是我被大人带到老迟医生家里，都会因看出诊牛皮药箱上的白底红十字颤栗半日，接着会因夹体温表以为就是打针的错误判断哭半天，直到最后确定真要打针，被父母亲强行按着脱下裤子，嚎啕大哭。
孩子的母亲没有像我小时候的父母那么做，而是将孩子拉到走廊的连排座位上，依旧苦口婆心地说:“妈妈给你说，打针不像你想象中那么疼，根本不及你上次与同学玩耍摔的跤伤。你觉得疼，只是你心里紧张的作用，其实，没多疼……”
“可我承受不了。我真的承受不了啊。那次是无意的，可这次是有意的，我防不了，也躲不过的……”孩子哭诉不止。
“你先放松放松自己的情绪，你只想着马上就要和同学们在草地上玩了……”母亲宽慰不止。
一场如我小时候的马拉松打针结束了，我如同被押解的囚徒，目睹了一场弑身同胞杀一儆百的心灵颤栗。在我的灵魂躯壳里，装了些许雪域般坚强的向往，些许人间不多温情的奢望，除此之外，装的更多的是对红十字的痉挛，以及用棉球擦拭酒精后，不知针头何时扎入躯体的恐惧。如今说来，都是一则笑话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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