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10几年为人义诊，只看病，不卖药，拿着他的方子到哪儿抓药都行。
有医院高薪聘请他，他不去；国务院给他颁发津贴，他不要。
他说：“如果想发财，就改行，不要当医生；要当医生，就要有奉献精神，对待病人要一视同仁，不能有贵贱之分，贫富之别。”
他，就是云南省宾川县原中医院院长，退休名医李伯藩。
⒈
李伯藩的大义，渊源于他的家族。
1940年，李伯藩出生于云南省宾川县的一个中医世家，他的祖父，祖母，父亲都是当地名医。
李伯藩的祖父李东美，曾经历过下关、丽江、怒江、鹤庆等地发生的疫情，常年奋战在抗疫第一线，1929年，在为病人诊治时不幸染病去世。
李伯藩没有见过祖父，给他影响最大的是父亲李子宽和祖母施怀英。
李伯藩的祖母，是清末牛井街上的著名中医，擅长于治妇科病，不孕症和儿科，李伯藩十二，三岁时，就跟在祖母身边，帮祖母抄方子。
父亲李子宽，18岁就继承了父业，为百姓治病解苦。当时，他们家开着一个私人诊所，家里有一个传统：每逢春节必定会为患者免费看病。
解放后，李伯藩的父亲进了公立医院工作，下班后经常会有病人到家里求医，父亲总是不厌其烦，耐心诊治，从来不收一分钱。
李伯藩从小跟着父亲学习中医，受家庭的影响，成年后，他也成了一名医生。
23岁那年，李伯藩听从组织的安排，来到了拉乌彝族乡，成为了那里的第一位医生。
拉乌是宾川最贫困的山区，地处偏僻，生存环境恶劣，初到拉乌的李伯藩，成了村民们唯一的救命稻草，为了给村民们看病，他翻山越岭，走遍拉乌的大小山头。
他在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改变这里的村民有病没地方看，也没钱看的现状。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李伯藩建立了拉乌卫生院，他在这里一待就是10年。
1982年，已是宾川县人民医院副院长的李伯藩迎来了他人生中的一个转折点。
这一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笼罩了宾川县，一天之内，20人被传染，4人去世。眼看病人性命不保，医生们束手无策。这时，李伯藩冒险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用自己所学的中医知识救治病人。
几天后，在李伯藩的精心救治下，16位患者竟然神奇般地转危为安，全部康复了。李伯藩得到了启示，他决定发挥自己所长，把中医发扬光大。
他向上级提出了申请，请求建立宾川县中医院。很快，他的提法很快得到了批准，在他和父亲李子宽的积极筹措下，这一年年底，由10多间简易瓦房组成的宾川县中医院成立了，李伯藩担任了首任院长。
从那以后，几乎每天，小小的平房里都挤满了来自十里八乡的患者。
李伯藩以身作则，每天都是第一个到，最后一个走，他一边给病人看病，一边努力培养中医人才，由他带出的学生，都成为了中医院的骨干力量。
在李伯藩以及一众优秀的医务人员的努力下，宾川县中医院一点点扩建，接诊室从以前的大杂烩，变成了有内科、骨伤科、按摩科、针灸科、妇科等的现代化科室，建起了2000多平方米门诊楼和住院部。
2.
2000年，李伯藩到了法定退休年龄，县委领导找他谈话，应广大患者的要求，希望他能延期退休，继续发挥余热。
李伯藩二话不说，马上答应了，他把退休时间往后推了5年，直到2005年，66岁的李伯藩才正式退休。
因为医术精湛，李伯藩口碑极好，他退休的消息一传出，省内外各路医院纷纷向他抛出了橄榄枝，许与丰厚报酬，甚至愿意以他的名义投资建立医院……
面对种种诱惑，李伯藩任由来人磨破嘴皮，始终不为所动，他婉拒了所有人的好意，却在自家小院里搭起了一间不足20平米的简易诊所，义务为百姓看病。
有人说他是不是得了老年痴呆，李伯藩淡然一笑，说：“钱，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够用就好。”
曾经有一家三级乙等医院，请他去坐诊，不仅薪资由他自己定，还提供住房，车辆，并且答应帮他解决儿子、儿媳的工作编制以及孙子的入学问题，也被李伯藩断然拒绝了。
李伯藩的义诊，一做就是10几年，从最初狭窄的小屋，到现在200平米的中医诊所，他的脚步一天也没停歇过。
他每天接待三四十人，多则上百人，有人给他算过一笔账：哪怕一个病人只收取5元的诊疗费，每天按50个病人计算，10年下来，李伯藩也应该是百万富翁了。
可是，李伯藩依然清贫如洗，因为他看病只开方子，从来不卖药，也没有什么挂号费、诊疗费等等，还常常接济贫困患者。即便是现在坐诊的地方，也是县政府出面，向妇幼保健站借来的。
李伯藩心里始终坚持着一个信仰：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他常常对自己带的学生说：“要发财，就不要当医生；要当医生，就要有奉献精神。”
3.
自从踏上了从医之路，李伯藩就不断钻研医术，通过不断总结用药经验、不断分析研究，他不但在中医诊治常见病、多发病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还摸索出了一套治疗各类癌症和疑难杂症的验方，将很多被下了病危通知书的重症患者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1992年，李伯藩应邀到县医院坐诊，在一间病房里，他看见一对中年夫妇正在哭泣。
原来，这是一对来自永胜县片角乡的贫困夫妻，妻子得了慢性肾功能衰竭，需要做透析，或者换肾。但是，这个一贫如洗的家庭，完全无力承担高昂的医药费，他们只有等死的份。
李伯藩十分同情他们的处境，决定用中医试一试，他给病人开了一个处方，让他们先抓七服药回去煎服，一天吃一服，吃完再来找他。
走之前，他再三叮嘱患者的丈夫，如果病人服药后有排尿，一定要认真把每天的尿量记录下来，下次看病的时告诉他。
结果一个星期过去了，患者的丈夫没有来；又一个星期过去了，还是不见人来。李伯藩放心不下，于是叫上一位学生，骑摩托车赶了四十多公里路，才找到了那对夫妇住的村子。
到了病人家里，李伯藩来不及喝一口水，急忙询问病情。当知道患者已经排出尿来，而且量一天比一天多时，他欣慰地告诉患者：这病能治好。
随后，他又给病人重新开了几服药，在他的精心治疗下，半年后，女人的病竟奇迹般地痊愈了。
2009年，宾川县金牛镇彩凤村的杨建美，因为化疗的影响，引起了膀胱大出血。
在昆明的医院，通过激光治疗出血点，她的情况有所好转，但一天数百元的治疗费让家里人愁白了头。
原本比较宽裕的家，因为治病，掏空了全部家底，还负债累累。眼看治疗费是个无底洞，杨建美不忍心连累家人，她决定放弃了治疗，回家等死。
这时，有人给她推荐了李伯藩，在丈夫的陪同下，杨建美来到了李伯藩的诊所。
李伯藩给她开了一个药方，一个星期只需要十几块钱，一个月一百多。
夫妻俩充满了怀疑，省城大医院花了10几万都没治好的病，10几块的中药能行吗？
抱着孤注一掷的心态，杨建美还是按药方服药了，几天后，她的膀胱不再出血，原本只能卧床的她渐渐可以走上两步，到后来能够自己上厕所。
如今，杨建美已经年近70，她健步如飞，还能下地干活。
像这样的病人，李伯藩还救治了很多。
一位广州的患者，50岁被查出肺癌，他找了很多医院，花去巨额费用，始终不见好转。后来，经朋友介绍，他找到了李伯藩。李伯藩看完他的检查报告，仔细询问之后，给他开出了一副药方，让他按时服药。拿着药方回到广州后，这位患者按照方子吃了一段时间，身体慢慢恢复了。
还有一对夫妻，丈夫得了膀胱癌，手术后一直吃李伯藩的药调养，至今17年身体硬朗，年过古稀还能一口气做50个俯卧撑；他的妻子继他患癌后中风偏瘫，也是在李伯藩的治疗下，逐渐恢复了行走功能。
4.
李伯藩一天的日程是这样安排的：
早上8：00到11：30点，下午13:30到17:00开门坐诊，晚上7：00到8：30 为远道而来的患者把脉，夜里11点前以电话问诊的方式为国内外的患者开处方。除此之外，他每天晚上还要抽出时间著书写论文。
由于长年累月坐着，李伯藩的臀部起了血管瘤，瘤子由蚕豆大长到了核桃大，有时坐破了，鲜血直流，他穿的几条裤子全都被血浸透过。瘤子破了又长，长了又破。他忍受着病痛的折磨，从来没有停止工作过。
有人劝他：“您的年纪大了，可以适当地压缩看病时间，晚上早些休息，多写写书就好〞。可李伯藩说：'那怎么可以，如果一个医生躲开病人，那就是犯罪，患者远道而来，我怎么能不见他们。病要看，书也要写。”
病人太多，来的时间又不固定，白天、晚上，甚至吃饭的时候都可能有病人来。李伯藩来者不拒，随时给患者诊治，有时候一顿饭都会被打断几次。不规律的饮食让李伯藩很早便患上了胃病，每次胃痛时，他都是强忍着，坚持给病人看病。
从医几十年来，经李伯藩之手义诊过的人不计其数，但他对待名利却淡泊如水。有人病好了，要给他拿钱，他坚决不收，有的患者家属只好把自家种的菜送到他家里，以表示心意。
2001年夏天，宾川县中医院办公室给李伯藩的儿子李少华打电话，说有一份表格需要他代父亲填写。李少华来到办公室一看，原来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申报表。
这是父亲的一件大事，李少华为父亲能够获得这样的荣誉感到高兴，于是按照要求填写了表格。
可当他拿着申报表请父亲确认时，李伯藩的脸却一下子拉了下来：“谁让你填的？”
“这是有突出贡献的专家才能享受的，是政府对你业绩的认可。”李少华解释说。
“我不需要！”李伯藩说，“国家给我的工资够生活了，我不需要！”儿子再也没有吱声。
担任院长15年，李伯藩没有用公款吃过一顿饭，他退休卸任时，上万元的“院长基金”没有动用过一分，全都留给了医院。
出神入化的医术和宽厚仁慈的品德，使李伯藩获得了国家、省、州、县的荣誉不计其数。他说：“祖辈传下的医德、责任和使命是支撑我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力量，生命至上，关注健康，关爱生命，救死扶伤的中医美德是我自始至终坚持义务的信仰。”
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李伯藩视金钱名利为浮云，始终保持着内心世界的宁静与高尚，他的行为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里，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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