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 颖 我读杨绛很晚，印象最深的是她的回忆长文《我们仨》和散文《走到人生边上》等。她更卓然的成就该是在翻译上，其翻译的《堂·吉诃德》曾被邓小平当做国礼送给西班牙国王。不过我还是喜欢她直接用母语表达自身的作品。 “以才媛而能为贤妻良母”（钱钟书语）——有学养的女性作家，往往不是席慕容、张晓风式的清浅宜人，而有着静水流深的意蕴。西方文学的研究与译介，又给她的遣词造句中增添了一种不同于传统文人的特殊感觉。其实杨绛的文笔并不美丽，不能够营造一个诗意的绚烂世界，她的优点就是她自己。 善良、真诚、了解、宽容、敦厚，我想这是杨绛的作品让人真正流连的地方。她出身世家，年少时，如果她家里的电灯全部点亮，全苏州的灯都会变暗了，母亲连忙让孩子们去关灯，“别害别人家”。父亲刚直不阿，被称为“民国法律人”；母亲慈悲如菩萨，家里总留下痴呆残疾的佣人。杨绛有了自己的家，就接着帮命运悲惨的钟点工写状子，收藏存折。拉板车的人也受到他们照顾，后来在她和钱钟书困苦的时候，拉板车的人拖着重病回报 “大鸡蛋”，而那刻她感到的是：“一个幸运者对不幸者的愧怍。” 我的导师刘炜评曾讲过一个故事，说送牛奶的工人敲门后，在某文人那儿只能见着一道门缝、一只手，而在钱家，等待他的是礼让入室，和一杯冒着热气的茉莉花茶。这类逸闻当然不载于史，文人得不到历史如此的重视，但那一杯茉莉花茶的清而暖的香气，却从我读过的杨绛文中透出，令我相信事有所出。这不是矫情的作态，我觉得甚至也不是所谓的高贵。说到底，杨绛和钱钟书只是书痴，自然而然地恪守着读书人的温润和清白。 杨绛的女儿钱瑗出生在牛津，是那里第一个中国婴儿，哭声嘹亮，被医生称作miss singhigh，音译为“星海小姐”。牛津的护士问她是不是东方女人都通晓哲学，不让喊痛？其实她只是“没想到还有这一招”，一直静静忍着。这也许是一种与生俱来的隐忍和敦厚。所以她和钱钟书的文革回忆（如《干校六记》），不是一般悲愤的伤痕文学，即使在最糟糕的境遇里，依然有希望有爱。我想可能是人生际遇和历史观，让她超越了一己的悲欢——她是在阅读身边正在发生的历史。只有写到“强爹娘、胜祖宗”的女儿钱瑗时，在类似逆来顺受的平和表象下有了不言的心痛和控诉：这颗“读书种子”经过九蒸九焙（指各类政治活动），仍是颗读书种子。仍是种子，意思说最终没能长成大树吗？钱瑗最终先二老而去，去世前还在编撰北师大的英文教材。紧接着，像一叶扁舟疾逝，钱钟书也去世了。“我们仨”只剩下杨绛一人。 今天，杨绛的人与文都声誉极广。但我想如能选择，她必不要这样的虚名，而愿与钱钟书在陋室各执一卷，并且让她家的读书种子尽情叶茂枝繁。 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 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 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 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这是杨绛翻译的英国诗人兰德的诗《生与死》，被评论人称为翻译者自身的写照。在我看来，杨绛就像我家乡初春半开的丹江，有着青玉的颜色与广阔的清新；又像我中学时书法老师住的两层小楼下园圃中的玉簪花，似是质朴的家常，却温润如玉，洁净清寒。“人间没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人间也没有永远。”（杨绛语）但人的精神的精粹会比人本身更久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