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李康宁 近日,一位网名为“御史在途”的湖南省纪委在职干部在微博上发帖,向湖南省长沙县县委书记及公安局长叫板。他认定长沙警方存在拘留殴打讨薪农民工的行为,表示“如果经公正调查证实民工诉求不合理,我立即辞职以谢天下”,并质问二人有无引咎辞职的勇气。 诚然,以“赌官帽”的方式为农民工维权,确实显得有些不合常理。然而一位省纪委的官员,敢于拿着来之不易的公职作为赌注,为农民工鼓与呼,同样值得尊重。 “御史在途”所反映的事情,发生在今年四月份。农民工讨薪无果,反遭警方拘捕,但长沙县的纪委部门整整查了半年,依然没有头绪。而一直关注此事的“御史在途”,却得到了这样的回应———“常有小人向我的领导、同事说长沙县公安局拘留讨薪民工并无不当,因为民工诉求不合理”。于是,愤懑难平的他开始了“赌官帽”的行为。 从他的叙述中我们约略可以看出,“御史在途”看似有理有据且身处要害部门,但并未在这场维权中占得任何便宜。一件并不复杂的事件,拖了整整半年时间却无结果,颇有些“大事化小”的暧昧;而动用各种关系,企图给事件涂脂抹粉,又有“暗度陈仓”的嫌疑。在或明或暗的规则面前,正常的维权途径,显得过于软弱无力。 正所谓“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有关部门的效率拖沓,让一起普通问题的处理变得“非常化”,“御史在途”也只好将合理的维权办法随着“非常化”。他的激烈抗辩,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虽然“御史在途”的行为有失稳重,但动机却是纯粹的。对于“官帽”,有些人拿来营私舞弊、作威作福;但他却能拿来为民请命、秉公办事,真正维护了“人民公仆”的神圣性。至少,他发出的这种嘹亮的呐喊,与长沙县相关官员们长久的支吾不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连日来,“小悦悦”事件引发了舆论对于国民道德感的讨论。对于见义勇为者,人们给予了更高的赞誉和期待。“赌官帽”本身出发点在于“义”,做事的方式近乎“勇”,是一种标准的见义勇为。与一些表面讲“大原则”,暗里行“潜规则”的官员相比,多几个“御史在途”这样打抱不平的人,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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