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乘坐的汽车是迎着鄱阳平原上寒气浸人的呼啸大风,向那座我似乎很熟悉、实际是很陌生的县城驶去。
那天是2009年11月27日,一年24节令中的立冬。如果上溯到80年前,今天是我在这湖边古城出生后的第5天。那天,也是这样刮着大风,满地黄叶乱滚吗?
我出生不久,就随着父母离开了鄱阳,以后又作为一名卫国戍边的军人远驻西南,从而没有回来过。
虽然离得那么远,我那份深深埋藏在心中的鄱阳情结又从来没有消失过。这是因为母亲在这地方孕育了我,她喂养我的奶汁,我出生后饮取的第一口水,都是源自鄱阳;儿时父母常向我讲述这古城的许多事,我的印象中也就有了芝山、芝山寺、孔庙、永福寺,以及建于北宋、高42米的显明寺塔……而更令我神往的是那古称彭蠡、彭泽,面积达3583平方公里、水产丰富的大湖……
所以我在1989年撰写“自传”时,第一章的篇名就是《水边的童年》。
我到达人世最早进入耳边的巨大响声是水声、风声、桨橹声、波涛声。我这一生是这样爱水,生活中也充满了惊涛骇浪。
冬天的鄱阳湖上水冷雪飘,我这婴儿被包在厚厚的襁褓中,对那小城当然不会留下任何印象,也不可能知道这次离开,将长久不能回去。那小城的人情风俗,是我略为懂事后,父母亲在回顾往事时,断断续续说给我听的,也就深深地进入了我的梦中,让我多少年后都眷恋它。
2009年冬天,我度过了80岁后,我女儿鸽子深感我那常常念叨的鄱阳之行不能再拖延了,应该趁我身体还康健,尽快回去看看;但是去看什么呢?亲人?朋友?时过80年,那里早没有了,唐代诗人李频曾有诗咏叹他的故里行的心境:“岭外音书绝,经冬复立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
我又何尝不是如此。在上饶的女作家汪彩萍,得知我和女儿鸽子将有鄱阳行,热心地将这一信息告诉了鄱阳的朋友。
鄱阳的反馈是那样迅速、热情。他们先是吃惊地说:“他是出生于鄱阳?怎么我们从前不知道?。他在鄱阳出生,应该是我们鄱阳人嘛!欢迎他们父女回来!”
王义华、江卫东、程龙等朋友冒着冬日的寒风远出几十公里来接我们,邵小亭县长很忙,还抽出时间来宾馆和我相聚,董耕耘在那两天中,更是从始至终引领我去各处参观
……
走到哪里,他们都会热情地说:你总算回来了!
我深感亲切,又很惭愧。
朋友们知道我急切了解鄱阳;那天中午,我刚走进饶洲宾馆,就收到了一叠具有史料价值和文学性的书籍,有刘锋、邵小亭担任顾问,董耕耘主编,陈先贤编撰的《鄱阳风情———历代名人与鄱阳》、《鄱阳风情———鄱阳风俗谈屑》,学术刊物《鄱阳文化研究》一期与三期。晚上,我忘了旅途疲劳,把这些书读到深夜;他们还请来被人誉为“鄱阳通”的人文专家曹刚、陈先贤来与我讲述鄱阳的过往。我那长久贮存于记忆中、看似清晰,实则模糊的印象,逐渐变得真实、具体、鲜明了,也使我看到了鄱阳几千年来积累的深厚文化底蕴,有这么多官员、学者在用心发掘、保护、研究,不仅不会消失,而且还在发展。
不少朋友早就看过我在云南60年,边疆军旅和少数民族生活为题材的那些文学作品,如《芦笙恋歌》《边寨烽火》《驿路梨花》以及新近出版的长篇纪实文学《解放大西南》等,如今亲切地在一起了,所谈的感触也就不同于一般读者,既真诚又随意,我深感愉快。那几天,我们父女和董耕耘、王义华、江卫东、程龙、郭淼彬、程琳萍、王淑芳、曹刚、陈先贤、徐学军、袁奕洁、左洪霞等朋友相处,得到了她(他)们无微不至的关心,她们不是把我们作为客人而是看作亲人!
远行的游子终于回来了,只是回来得太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