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小学生的时候，喜欢看星期天早晨八点钟的儿童场电影。儿童场是八分钱一张票，电影都是打仗的。我星期六下午去买票，激动地盼望到第二天早上，有些电影都是看过的，可是看过没看过和激动没关系，我全部都激动的。
我肯定早到，就在大堂里看墙上的明星照片。看过一遍又一遍，可是还是仍旧看一遍。我总是很早就进去，因为正片前面是要放假片的，假片就是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新闻简报”，那都是祖国的大好形势。不过这一天，看完了明星，我又走到外面去了。外面人已经很多。票已经卖完，有的人在等退票。我的票是十七排一座，这是最好的排数，最好的座位，贴贴当中。有一个比我大一点的小孩走到我面前，手里捏着一张票，对我说：“我想看儿童场，我的票是早场的，我跟你换好吗？”我稍微愣了一下，说：“好的。”我们换了票。我看看他给我的票，那是一张蓝颜色的票，不过，是过期的！我脑子一轰。看看，那个小孩早不知去向。
我没有哭。别人都进场了，我傻傻地站在原地。后来我估计假片肯定已经放完了，正片开始了，就无精打采地回家去了。那时我应该是八九岁。那个骗我票的小孩，后来是不是对人吹过他的成功啊？眉飞色舞吗？我是不是脑子有毛病，明明要看儿童场，为什么同意和他换早场？早场是十点开映。
三年困难时期真饿，买糕点要票。糕点票小小的，比大人的手指甲大不了多少。这也是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外祖母给了我一张票和一毛钱，让我去买饼吃。我走出大院，在马路对面的食品店买了一个饼，又返回这边，站在上街沿吃。那是很美好的感觉吗？当然了。那是很满足的心情吗？当然了。天空蓝蓝的。路上偶尔才开过一辆汽车。五一和十一的时候，我都站在这儿看庆祝游行。从第一支队伍过来，到最后一支队伍走完。我不但喜欢看儿童场电影，还喜欢看大游行。看举着红旗，举着彩旗，举着横幅和鲜花。但是这时，我听见一阵急速的脚步声。是急速的脚步声，从我左面奔来。左面是体育场方向。
那个脚步声是闪电。我的头刚转到左面，已经到了我面前。一把夺过我嘴边的饼，又立即跑远。他是个和我差不多大的男孩，也可能比我大一点，他太快了，我看得不是很分明。看闪电，你能看分明吗？如果是现在，我也许会说，靠，真快！可那时，我光是傻了，愣了，忘记蓝天空了。很有趣的是，闪电跑去的那个方向是公安分局。解放前那是一个巡捕房。他是不知道呢，还是根本不怕公安局？我的饼只咬了一口，正准备咬第二口。那年我十岁。
上中学后，我成为一个优秀的短跑运动员，得过第一名，是学校初中田径队队长，参加区运会、市运会的项目是六十米、一百米、四乘一百米。我的确想过，那个抢我饼吃的闪电后来有没有去跑短跑。如果他和我一起决赛，那么到底谁快？如果我们是同一支接力队的，那么究竟是他跑最后一棒，还是我跑最后一棒，因为跑最后一棒的是最快的。还有一个问题，是我现在想到的，如果当时我没有傻，而是赶紧追他，那么有可能追上吗？我估计追不上。所以要想培养、训练一个优秀的闪电般的短跑运动员，是可以让他饿了，然后去抢饼吃的。
“文革”的时候，开始黑五类不能参加红卫兵，可是后来也就无所谓了。我们也组织了红卫兵，每天在教室里。可是我们并不知道究竟有什么事情真的值得干，想写大字报也写不出。有的时候我们会睡在教室里，晚上不回家，这样装神弄鬼彻夜不归，于是就很有干革命的样子。我们没有表，我就从家里拿来一个钟。那是一个德国造的玉石钟，是外祖母的传家宝。我把它放在课桌上，像个白痴一样用它来掌握我们无聊的革命时间。可是谁想得到，才过了两天，它就不见了。同时不见的还有老丹的假领子。先是老丹说：“我的假领子没有了！”然后是我说：“我的钟也没有了！”我们就认真找了一通。那天，除了一个人没有来，别人都来了。那个人后来一直没有再来，连革命也不参加了！老丹说：“这个贼！”老丹总是喜欢笑嘻嘻、恶狠狠地骂别人“这个贼”。
我们商量了好几次，突然到他家去，哈，假领子正好挂在竹竿上晒，玉石钟也在桌上，活捉！但是我们没有去。当时我们都十六岁了。很多年了，我家的那个传家宝，在你家还嘀嗒嘀嗒地走吗？
这些事发生的时候，我是个小孩，不会描述。现在描述的时候，以往都在心里嘀嗒嘀嗒。嘀嗒很好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