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鲁霞
当年,初识“闲暇”一词,是读鲁迅先生的《三闲集》。1928年,创造社、太阳社和先生之间有过一次革命文学问题的笔战,在笔尖的“围剿”中,成仿吾说先生“坐在华盖之下正在抄他的小说旧闻”,此种“以趣味为中心”的文艺或生活基调,“暗示着的是一种在小天地中自己骗自己的自足,它所矜持着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连用三个“闲暇”,颇为给力。因此,鲁迅先生在将自己杂文结集出版时名之《三闲集》——“以射仿吾也”。尽管“闲暇”一词不如“封建余孽”来得狠,毕竟“有闲即是有钱”,推演下去也不乏“没落”之意。初识“闲暇”,印象是如此狼藉。
还是叔本华比较客观——闲暇是一个好东西,也是一个坏东西。叔本华认为,对于大多数的凡夫俗子来说,闲暇确实就是“无所事事,无聊烦闷”,只会造就一个“无用的家伙”,此般“愚不可耐的人总是害怕空闲,害怕空闲带给自己的无聊,所以总是给自己找些低级趣味的游戏,给自己一点暂时的快感”。而对于生活的智者,闲暇则是上帝赐予的礼物,是“人生的精华”,是“每一个人的生命存在开出的花朵,或者毋宁说是果实”,他们的心灵因之无止境地展开,而这恰为人生的至善。在叔本华笔下,闲暇就像一盆沃土,至于开什么花、结什么果,关键在于撒下什么样的种子。叔本华眼中的闲暇是中性的,可取之处是可以为幸福人生提供一种可能。
叔本华生活的时代,世袭贵族已渐式微却依旧享有特权,新近暴发的资产阶级虽没有高贵的血统和地位,但硬实力在不断提升,他们皆为“有闲阶级”,衣食不愁,养尊处优,但被无聊和空虚所折磨,恰似“世纪末的孤儿”。这是叔本华思考闲暇的原因所在。
真正把闲暇与人生乃至文化之关系讲得系统而透彻的,是德国哲学家约瑟夫·皮珀(1904—1997)。在《闲暇:文化的基础》一书中,皮珀赋予了闲暇一种哲学的意味,意指一种独特的心灵状态,并视之为人类文化的基础和源泉。对于皮珀,我们较为陌生,在欧美他却以哲人、作家和神学家的身份享有很高的知名度。他的这本不起眼的薄薄的小册子最早出版于1948年,至今已再版十多次,被称为“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之一”,曾引得诗人T. S.艾略特撰文评论。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从托马斯·阿奎那到约翰·亨利·纽曼,皮珀在此书中博引旁征、娓娓道来,把闲暇竟然说得高贵、可爱,令人神往。
皮珀笔下的闲暇,并非我们的工间休息、黄金周、小长假,而是一种独特的精神现象和灵魂状态,此种现象和状态在西方文化中有着悠久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柏拉图将世界一分为二——我们感官所能触及的物质世界和物质世界背后的存在世界,并认为,前者是变化中和不真实的,后者才是永恒和本质,存在世界唯有通过理性而非经验才能把握。与两个世界对应的是两种生活——行动的生活和沉思的生活,或者两种人生——动的人生和静的人生。在价值上,柏拉图认为,存在世界高于物质世界,沉思的生活高于行动的生活。由于认识存在世界、沉思的生活需要闲暇,闲暇的意义和重要性因此凸显,并具有哲思的意味。
作为柏拉图的学生,哲人亚里士多德同样看重闲暇,甚至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围绕着一个枢纽在旋转,这个枢纽就是闲暇”。如此的高度是老师所不及。皮珀指出,早期基督教教义中关于“默观生活”的思想,正是由亚里士多德的闲暇观念演化而来。托马斯·阿奎那曾言:“人必须工作六天,为的就是在第七天能够休息,同时借此去崇拜上帝。”在此,第七天的意义是双重的——既是体力的恢复,更是对物质世界的精神超越。托马斯·阿奎那是一位把默观生活看作人类生活至高形式的一位智者。
《闲暇:文化的基础》一书堪称对闲暇的礼赞。在作者笔下,闲暇是“一种平静,一种沉默,一种顺其自然的无为状态”,同时“也是一种无法言传的愉悦状态,并由此认识这个世界的神秘性格”；闲暇“好比一对情侣谈话之间的静默时刻,什么话都不必说,两人却能合二为一”。正是灵魂静静开放的短暂片刻,成为我们“理解整个世界及其最深邃之本质的契机”。闲暇是心灵的拯救,无意间也成为文化的基础和源头——“我们对许多伟大真知灼见的获得,往往正是处在闲暇之时”。
在物质当阳称尊、工作至上的新时代,不知所以的繁忙驱逐了闲暇,闲暇之价值趋于黯然。《闲暇:文化的基础》一书出版时,二战刚结束,战败的德国人居无定所、食不果腹,忙于家园的重建,皮珀急于重建的却是精神的家园。皮珀告诉我们,闲暇是一种灵魂的境界,却非哲人的专享,只要我们善用闲暇,人人皆可体验生命的真实和惊喜,并使乏味的人生增添些许亮色,而闲暇、默观时偶然迸发的电光石火,积聚起来也就是文化的薪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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