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罪人成“公主”
出玉门关一路往西，满目黄沙，直接天际。从这里一直到葱岭的整片地区，就是古人所谓的西域。在汉武帝之前，西域与华夏互不相知。公元前138年、前119年，张骞两次通西域，才逐渐打通这条道路，使得汉朝和西域诸国有了初步交往。《汉书·西域传》说：“西域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可见分布在这片区域中的族群有多复杂，大大小小三五十个部族和王国，有些接近匈奴，过着迁徙不定的游牧生活，有些则更像汉人，在城郭中定居，也从事农业耕种。甚至还有些生活在崇山峻岭中、文明程度比较落后的族群。其中既有人口几十万的大国，也有只有几千人、乃至千把人的小族群，风俗迥异，语言不通。这条后来以“丝绸之路”闻名于世的道路，对于征途初开的汉武帝时代来说，更让走在其间的人们倍感艰辛。路上会碰到些什么？怎么应付那些语言、习俗迥异的异族人？路上断粮断水了怎么办？都没有现成的答案，而且还时时遭遇匈奴人的威胁。张骞第一次出使，历经十三年，其中将近十一年时间，被匈奴人扣押，带去的百余名随从，最后也只跟回来一个。汉武帝派往西域的使团和军旅，往往会因为饥渴在路上死亡一大半。
公元前105年，一个由汉朝政府派出的使团又出现在这条道路上。出使目的地是位处西域北端的乌孙国，任务是护送一位和亲“公主”。张骞第二次出使前，游说汉武帝与乌孙结盟，可以在战略上起到斩断匈奴右臂的作用。为确保盟约缔结，张骞还建议汉武帝嫁一个公主到乌孙。乌孙国最初并没有答应汉朝的结盟提议，后来遭受匈奴攻击，想起了汉朝的结盟许诺，又主动遣使求尚公主。乌孙的出尔反尔自然使汉朝君臣反感。但当时的汉朝，因与匈奴连年征战，战马吃紧。乌孙出产的马匹质量远远高于汉地本产，曾被汉武帝誉为“天马”。于是汉武帝和他的大臣们趁机向乌孙王索取良马作为聘礼。当乌孙国进献的一千匹良马到达长安后，汉武帝履行了嫁出公主的诺言。
据《汉书·西域传》记载，乌孙国首都赤谷城，距离长安八千九百里。古人重乡土，谁家愿意让闺女奔波万里，远嫁异国，在一个言语不通、风俗不合，举目皆是异类的城邦中生活一辈子？当时的乌孙王八十多岁，老迈昏聩，哪个姑娘又愿意和这么个糟老头子厮守？即便是普通百姓家的女儿，也不会愿意，更何况是金枝玉叶、皇家脉裔。但这位走在通往乌孙之路上的“公主”没有选择，因为她是罪人。“公主”名叫刘细君，并不是汉武帝的姐妹或女儿。刘细君的父亲是江都王刘建。刘建因荒淫无耻、暴虐专杀而臭名昭著，公元前121年涉嫌谋反而自杀。刘建自杀的时候，刘细君尚年幼，身为反贼之女，从此也被深深地打上了“罪人”的烙印。由于史料的缺乏，我们不知道远嫁乌孙那年，刘细君的确切年龄，也不知道她在此之前是否有过婚姻生活。当乌孙的聘礼到达长安时，看来汉武帝并不舍得用自己的亲生女儿去换这一千匹战马。此前为朝廷所不齿的罪人之女刘细君，被想起来了。汉武帝赐与刘细君“公主”封号，君恩浩荡，无尚荣光。随后汉武帝又命她为国家大计，远嫁乌孙，即便是横渡流沙，去国万里，刘细君又有什么能力反抗呢？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这首著名的思乡曲，即出自刘细君手笔，只要能回故乡，哪怕是化身为黄鹄。据说这首思乡曲传回长安，也换回了汉武帝的几分悲悯，隔三岔五派遣使者带着汉朝的帷帐锦绣，颁赐刘细君。
刘细君远嫁乌孙所遭受的磨难，远远不止这些。刘细君到了乌孙后，治宫室别居，和言语不通、年老昏迈的乌孙王，一年见不了几次面，没有真正的婚姻生活。更糟的是，按当地风俗，新乌孙王可以继承老王留下的妻妾。所以老乌孙王在指定他的孙子为继承人的同时，也要求刘细君必须嫁给这个孙子。这严重违背汉人的伦理观念。汉武帝派人带话给刘细君：“从其国俗，欲与乌孙共灭胡。”（《汉书·西域传》）为联合乌孙消灭匈奴，汉武帝要刘细君忍下这些委屈。新乌孙王如愿以偿地得到了刘细君，并育有一女。刘细君却在乌孙生活了四年之后，郁郁而终。为了继续保持和乌孙的同盟关系，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汉武帝又嫁了一位“公主”到乌孙。
这位“公主”叫刘解忧。无独有偶，她和刘细君一样，都是罪臣亲属。刘解忧的祖父楚王刘戊，不仅和刘细君的父亲刘建一样暴虐荒淫，而且曾参与汉景帝时期著名的“七国之乱”，后因兵败自杀。作为国家的“罪人”，刘解忧同样获得了一次为国效力的机会。汉武帝把她封为公主，让她到乌孙国替代悒郁而终的刘细君。
刘解忧有很多遭遇，与刘细君相同。比如她也曾被继任的乌孙王强娶，生育了一个男孩。但她有一点比刘细君幸运，虽然经历了很多磨难，刘解忧还是活到了七十多岁。上书给汉朝皇帝，年老思故土，愿归葬汉地。皇帝答应了刘解忧的请求，将她接回长安。其时已经是汉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刘解忧在乌孙整整生活了半个世纪。少年出嫁，白首归来，日夜思念的故国，早已人物两非，其悲何如？
二、张骞的自私
刘细君和刘解忧的悲剧命运，都拜一人所赐，那就是以开通西域第一人而名垂青史的张骞。张骞第一次出使回来后，凭借着在匈奴生活了十余年的经验，在汉匈战争中，帮助汉朝军队寻找水草和把握方向，建立了功勋，汉武帝因此封张骞为“博望侯”。但短短两年之后，张骞和李广分别率军出击匈奴。李广的军队被匈奴围困了，而张骞没有及时前来会合，导致李广所部损失惨重。因为这个过失，张骞本来要被问斩，他出钱赎罪，留得活命，但博望侯这个爵位被削夺了。
十年囚徒生涯，几番命悬一线才换回来的侯爵，就这么没了。功名富贵真也是别时容易见时难。张骞岂能甘心！他打算利用汉武帝对异域的好奇，争取第二次出使，重新博得封侯的机会。前一次出使，游说大月氏共同抗击匈奴未果，这一次，张骞决定还是以匈奴为借口说服汉武帝。张骞为汉武帝提供了另一个潜在盟友：乌孙国。根据张骞的介绍，乌孙和月氏、匈奴之间都有恩怨过节，乌孙老首领曾经被月氏人攻杀，后来新一代乌孙王打败了月氏，迫使月氏人往西迁徙。在乌孙人往西追击月氏的过程中，匈奴人就趁机控制了东边原来属于乌孙的地盘。张骞对汉武帝说：“蛮夷恋故地，又贪汉物。诚以此时厚赂乌孙，招以东居故地。汉遗公主为夫人，结昆弟，其势宜听。则是断匈奴右臂也。”（《汉书·张骞传》）战略目标是要和乌孙结盟，斩断匈奴的右臂。达到目标的手段，不仅要用财物拉拢，还要嫁公主、结婚姻。至于通过这些手段，是否能达到预期目标，张骞则云“其势宜听”，换成今天的话说，就是“应该是可以的”。
为增加成功获得出使机会的把握，这次游说，除匈奴问题这个借口外，张骞还另外增加了一项砝码。他又对汉武帝说：“既连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汉书·张骞传》）可以让乌孙、大夏这些西域诸国成为大汉的“外臣”，也就是藩属国，以此达到“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的目的。每年都有大量操着不同语言、有着不同生活习俗的异族人来朝见，能让皇帝的威德遍于四海。就当时情景而言，匈奴问题虽未彻底解决，但在连年征战中，汉朝已经获得了初步成功，继续寻找西域盟友的策略可以一试，汉武帝更为好奇的，是新鲜、陌生，充满刺激的西域本身。如果能让西域成为大汉的藩属，意义决不下于打垮匈奴。于是听完张骞这番话，“天子欣然以骞言为然”，飘飘然做起世界领袖的美梦来。
张骞成功地挑动了汉武帝的虚荣心，也成功地获得了第二次出使的机会。为了实现这“应该”能达成的战略目标，刘细君和刘解忧都成了目标实施过程中的棋子，命运就这样被确确实实地改变了。《汉书·西域传》说乌孙国“随畜逐水草，与匈奴同俗……故服匈奴”，乌孙不仅和匈奴地域接近，也是和匈奴一样的游牧民族，而且有很长的屈服于匈奴的历史。单靠远嫁一名公主，汉朝是否就能成功笼络住这位千里之外的“盟友”，是一件很可疑的事情。当刘细君嫁到乌孙后，匈奴人听到这个消息，也送了一名女子到乌孙。乌孙王立刘细君为右夫人，立匈奴女子为左夫人。从风俗与后援距离的角度看，刘细君的竞争劣势，不言而喻。而在匈奴的威慑下，乌孙王又岂敢得罪匈奴，专事汉朝。所以，即便撇开两位和亲“公主”的个人命运沉浮不谈，用这样的方式来寻求政治突破，其效可验。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策略不仅凭空毁了两位和亲“公主”的一生，也给汉朝政府带来了很多麻烦，结盟西域、共击匈奴，在汉武帝时代从来未奏效过，相关影响却波及昭帝、宣帝时代。
昭帝时，匈奴曾联合车师，入侵乌孙。刘解忧上书汉廷，要求发兵相助。廷议许以出兵，后因昭帝崩逝而取消了该项行动。到宣帝时期，因乌孙而引发的汉匈战争，还是爆发了。就在汉宣帝继位不久的本始三年（BC.71），匈奴派遣使者至乌孙，敦促乌孙人将刘解忧押解至匈奴，试图通过这个方法切断乌孙和汉朝的联系。这也是匈奴用最直接的方式，对汉朝和乌孙通过婚姻缔结盟约表达不满。汉廷得到刘解忧的奏报后，汉宣帝发动十五万骑兵，五道并发，支援乌孙，共击匈奴。这次协同作战，大破匈奴，获得了不小的战绩。元康二年（BC.64），乌孙王再次向汉廷提出了姻盟请求，愿以良马千匹为聘礼，让自己的儿子尚娶汉公主。乌孙王在呈奏中特别指出，自己的这个儿子是“汉外孙”，冀希以此打动汉廷。在收到乌孙的聘礼后，汉宣帝决定以刘解忧的侄女刘相夫为公主，继续这桩政治婚姻，并事先安排刘相夫学习乌孙语。当护送刘相夫的队伍到达敦煌的时候，得到了乌孙内乱的消息。乌孙王死，他和刘解忧的儿子，也就是向汉廷求亲的“汉外孙”，没能顺利继承王位。汉廷内部讨论是否要继续护送刘相夫到乌孙，完成婚姻诺言。大臣萧望之说，此前汉朝嫁公主到乌孙，已经四十余年，这四十余年除了不断给汉朝带来麻烦外，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再嫁公主，以后乌孙若有麻烦，汉朝于情于理，又都不能坐视不理。因此，萧望之建议汉宣帝，趁此机会停止与乌孙的和亲。汉宣帝纳采了萧望之的建议，将刘相夫召回。
刘相夫算是躲过一劫，没有走上刘细君和刘解忧的老路。但已然卷入乌孙国政治漩涡的刘解忧，却将因此而遭受更大的不幸。乌孙贵族共同策立的新任乌孙王，因行事狂悖而被称为“狂王”。正是这位“狂王”，在听说汉宣帝半路召回刘相夫之后，强娶了刘解忧。刘解忧不仅饱受“狂王”羞辱，并被迫为他生育一子。刘相夫被召回后，汉朝虽再未派遣过和亲乌孙的公主，但由于这段特殊的历史，乌孙一旦遭到内忧外困，便会牵动汉朝的神经，给汉朝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班固在《汉书·西域传》中，用这么一句话点评汉朝和乌孙国之间的关系：“汉用忧劳，且无宁岁”。
当初张骞的一个私念，不仅改变了刘细君、刘解忧的人生轨迹，也通过涉外战争等形式影响到了生活在汉帝国内部的每一个人。当然，换一个角度也可以说，刘细君和刘解忧借这个机会挣脱了罪人子孙的身份，而变身为肩负国家使命的“公主”。幸与不幸，难以评说。
对于当时的社会来说，张骞通使封侯，成为一个榜样，展示着它无穷的力量。《汉书·张骞传》“自骞开外国道以尊贵，其吏士争上书，言外国奇怪利害，求使。”不管是不是真知道域外情况，都争着给汉武帝上书，希望获得出使的机会。根据司马迁的现场观察，这些人往往都是“妄言无行之徒”。出使毕竟是苦差事，之所以有这么多人愿意走上这条路，是因为这里有巨大的利益回报。除了名之外，更重要的是利。汉武帝每次派遣使者，都会让他们带很多钱币、货物去颁赐蛮夷，夸耀富豪。这些出使的人“皆私县官赍物，欲贱市以私其利。”（《汉书·张骞传》）很多使者拿到汉武帝给他们送往域外的货物之后，就合计把这些东西给贱卖了，变成自己腰包里的现钱。于是张骞的一己私念，又成就了这无数私念。
但悖论在于，从宏观历史的角度看，这些给生活在当时的很多个体、群体造成伤害的行为，却也推动着历史的发展。认知的扩大、文明的交流、物种的传播，乃至于我们今天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无不借助着轰轰烈烈的西使运动得以实现。在这幅绚彩富丽的历史图卷中，刘细君和刘解忧的个人命运，显得如此卑微。是该更重视个体价值，还是该更重视人类文明整体成绩的取得，这个话题可以无休无止地争论下去。若今人果真能穿越往古，把宏观历史框架下通使西域的正面意义告知刘细君和刘解忧，她们又会作何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