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掖平
莫言写于20世纪80年代的小说“红高粱家族”(包括《红高粱》《高粱酒》《狗道》《高粱殡》《奇死》五部)以汪洋恣肆之笔全力张扬中华民族的旺盛生命力,字里行间涌动着难以阻遏的炽热激情,在姿情任性中腾舞起力的漩涡和诡奇的魔幻,堪称当代文学中划时代的史诗精品。
●当阅读并体味着莫言“红高粱家族”提供的这些艺术景观时,每一个读者都会深切而强烈地感受到由这种野蛮粗粝的美所传达出的狂傲刚勇的生命元气和强力
在这个极为独特的文学王国“高密东北乡”里,一切似乎都表现出一种异常的性质——这里的土地是燃烧着怒火的狂暴的海洋,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一切搏战,呈现出惊心动魄的残酷和原始性的野蛮,生存在这方水土中的人们,大都敞开着一种自由放纵、无可禁束的原朴生命形态,甚至连这里的自然景物,也都散溢出雄武浑莽的粗犷气息……当阅读并体味着莫言“红高粱家族”提供的这些艺术景观时,每一个读者都会深切而强烈地感受到由这种野蛮粗粝的美所传达出的狂傲刚勇的生命元气和强力。正是这种充盈的生命元气和强力,构成了莫言“红高粱家族”小说生命意识的个性表现形态,引领我们以整个身心去欣然呼应这个世界中灿烂喧闹着的一切生命律动。
莫言的“红高粱家族”所着力表现和强化的生命意识,侧重于对性与爱这一生命自然性的发掘。作者激情洋溢地渲染描绘着由那种毫无遮掩的生命欲望和原始本能冲动所释放出的强悍狂浪的生命能量、生命元气和生命强力,绘制出一幅幅故土高密东北乡人事景物的生命图画,弹奏着北方农民蓬勃生力的热情礼赞,以此来鄙弃一切传统文化的文明的伪饰,呼唤和激策着在传统理性禁束下与现代生存困扰中逐渐衰弱的广大国民感性生命力的复活。
莫言从红高粱家族中那些情感热烈狂放、气性强悍坦荡的爷爷奶奶们身上,发现了未受虚伪文明桎梏的原朴鲜活的生命激情。“我”的爷爷余占鳌,每每被生命对自由的渴想驱动得不能安生也不肯安生。面对各种压制和束缚他奋起反抗,凡事总是要斗勇争强。在爱欲冲动的支配下,他近于狂暴地抢占了奶奶的肉体与灵魂,并进而杀死了奶奶婆家的父子和胆敢侮辱奶奶的土匪白脖子。这种直率而粗鲁的领会生命的方式,固然体现了一种最朴素的人之尊严,但更体现了一种强烈的人类情爱本能冲动的勃勃活力和一种痛快淋漓自由放浪的人生态度。而奶奶们的形象则无疑更为迷人。她们仿佛是草泽山林的精灵,真率而放浪、柔媚而刚强、焕发着勃郁强旺的野性之美。《红高粱》中的奶奶,无论是“渴望着躺在一个伟岸男子怀抱里缓解焦虑消除孤寂”,“痴迷地呼吸着这男人的气味”,还是那许多在“我”看来浪漫美丽无比的“花花事儿”,显然都源自一种强烈的对性爱渴求的生命激情；也是出自同一原因,“我”的二奶奶才为爱情负屈忍辱而义无返顾……这种对情爱性爱大胆热烈的追求,以一种巨大的力量,支撑起了爷爷奶奶们在艰难困苦境遇中不断提升自我人性的一种原动力。而当这种追求的实践融入了当时当地的文化、生活形态而成为一种社会化行为时,爷爷奶奶们生命自然性的实践行为(对性与爱的追求) ,便升华成一种人性的价值和民族性格的意义,闪烁出生机勃旺、自由不屈的民族灵魂之光和崇高神圣的人性之光,张扬着辉煌灿烂的力之美。
当莫言把爷爷奶奶的爱情行为抽象概括为一种人生经验和历史精神时,显然寄寓着自己对现实中人们日渐虚弱的生命意识的理性反省。他正是从对爷爷奶奶形象的激情创造中,体验到从社会的扭曲中回复原生状态、回复人性如初的生命的大喜悦大幸福,从而实现了在现实中难以实现的灵魂对自我生命内在苦闷的积极超越。这才是一种真正的别无选择。莫言非此无以发抒他久存于心的人生大悲哀(这种悲哀实际上被广泛的人生所共同感受着),无以宣泄他被传统伦理和现代文明压抑的活泼热辣的生命激情。
●生命意识的激情挥洒和英雄血性的恣肆飞扬,赋予“红高粱家族”小说以博大深邃的生命厚重感和明亮澄澈的人性自由度
莫言出生于山东高密农村,家境贫寒,从小就浸泡在吃苦劳作之中,深切体验到了农事的艰辛和生活的磨难——春天的饥饿、冬天的严寒和年复一年的贫穷,密密笼罩在他和乡亲们头上,一种巨大的忧郁和压抑感,在他幼小心灵中扎下了深厚的根基。莫言幼年时曾听乡亲们讲述关于北方农民、关于家族历史的传奇故事——在这片民风悍野、盗匪丛生的北方原野上,历来多慷慨悲歌之士、多复仇雪耻之举,曾经演绎出一桩桩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业绩。这又使幼小的莫言生发出一种英雄崇拜心理,对雄强勇武血性方刚的原朴民风民情充满了渴望与神往。但他在现实中每每看到的却是乡亲们的保守、麻木、愚昧、驯顺、沉默坚忍的无奈情状,这使他对乡村现实产生了一种既爱又恨的复杂情绪。莫言十几岁时离开乡村,先是做工后又参军,开始了城市生活。封闭、保守、落后的乡间生活与开放、繁华、文明的城市生活的巨大反差,使莫言承载着沉重的心理负荷——他既为乡亲们深感委屈和悲凉,又强烈地反感于城市文明的混乱和虚伪。由焦虑着从乡村到城市普遍呈现出的“种的退化”,他逐渐生成一种清晰的理性——要从历史烟尘中寻找古老民族的激情与雄性,来重新激活现实人生的生命热情与元气,重铸中华民族精神品格。对此,莫言曾写下一段极为精彩的概括性文字:
我终于悟到: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生存在这块土地上的我的父老乡亲们,喜食高粱,每年都大量种植……他们杀人越货、精忠报国,他们演出过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舞剧,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地感到种的退化。
这段看似矛盾百出、莫名其妙的话语,正是莫言的一个庄严宣告,也是一个明确的创作目标——他要用文字复活祖辈先人们在历史烟尘中闪烁着的血性刚骨的史诗灵魂,复活其高扬于僵死虚伪的伦理形式之上的在扭曲中蓬勃生成的人性,和由此标示出的性情的真与生命的善,复活其超越苦难、抗击绝望的英勇无畏的气概与精神,给自己也给所有被伦理纲常、被文明虚饰所禁锢逐渐失去了生命雄风血性的现实中人,一个警醒一个召唤一个激策。
正是这种生命意识的激情挥洒和英雄血性的恣肆飞扬,赋予“红高粱家族”小说以博大深邃的生命厚重感和明亮澄澈的人性自由度。它引发我们从形而上的深层精神截面,对人生真谛、对民族机体中蕴藏的强悍内聚力的深入思索探求,并引发我们去把握和领悟莫言由此种历史感悟所标示出的一种文化的审美的深刻独特性。
“红高粱家族”的小说世界,是一个鲜活丰盈的艺术感觉世界,其中跳荡着经由声、光、色、形全面呼应表现的感性生命形象。其间涂抹出来的高密乡土的景物风情——那一望无际的翻腾着绿涛红浪的高粱,那闪烁其间的璀璨阳光,既是宇宙大灵的幻化,更是民族生机的表征,充满着狂放恣肆、热烈奔放的自由生命的色调和气势。它显然是被情绪化、魔幻化、人格化了的诗性形象,早已不再是单纯的自然景观。在个性与气质上,它已成为人物精神的外延,甚至成为人物灵魂和血肉躯体的一部分,呈现出厚重充实的生命质感,并指向象征中的精神价值——象征英雄主义、象征决绝复仇、象征坚韧不屈、象征我们中华民族雄强勇武的精神气质。
●莫言融书卷气与口语化为一体的语言风格,既天马行空又脚踏实地,既暴躁凌厉又沉厚绵软,既灵动飞扬又凝重粘滞……
莫言的语言永远带着生命的鲜活和生动,永远喧嚣着激情的沸腾和飞扬。无论写实无论抒情、无论想象无论联想,也无论警策无论嘲骂、无论笑谑无论揶揄,更无论夸饰无论渲染、无论强调感官印象或放纵感觉爆炸,点笔运语总是奇峭而洒脱、吊诡而绚烂,选辞构句都极力保持生活的原生形态与情味,同时又杂糅拼接了许多词赋式的语句以及典雅的文言甚至欧化句法,真正是魔幻诡奇无拘无束。如:
余占鳌把蓑衣脱下来,用脚踩断了数十根高粱,在高粱的尸体上铺上了蓑衣。他把我奶奶抱到蓑衣上。奶奶神魂出舍,望着他脱裸的胸脯,仿佛看到强劲剽悍的血液在他黝黑的皮肤下川流不息……奶奶心头撞鹿,潜藏了16年的情欲,迸然炸裂。奶奶在蓑衣上扭动着。余占鳌一截一截地矮,双膝啪哒落下,他跪在奶奶身边,奶奶浑身发抖,一团黄色的浓香的火苗,在地面上毕毕剥剥地燃烧。(《红高粱》)
狂热的、残酷的、冰凉的爱情=胃出血+活剥皮+装哑巴。如此循环往复,以至不息。(《高粱殡》)
八月深秋,无边无际的高粱红成汪洋的血海。高粱高密辉煌,高粱凄婉可人,高粱爱情激荡。秋风苍凉,阳光很旺,瓦蓝的天上游荡着一朵朵丰满的白云,高粱上滑动着一朵朵丰满白云的紫红影子。(《高粱酒》)
这种融书卷气与口语化为一体的语言风格,既天马行空又脚踏实地,既暴躁凌厉又沉厚绵软,既灵动飞扬又凝重粘滞,既狂浪粗粝又敛约细密,既粗朴俗白又雅驯精致,既远兜远转旁敲侧击又开门见山鞭辟入里,将许多本不协调的审美元素奇妙地杂糅一体且浑然天成,直读得你激情澎湃手舞足蹈,甚至忘乎所以若醉若迷。只能从心里一遍遍感叹:好一个莫言!好一片“红高粱”!
(本文作者为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