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余光中先生的旷达

    黄亚洲

    余光中先生面对一份突如其来的尴尬，又大度了一次；因为那一刻我就坐在他的边座，亲眼目睹。

    所以，内心又是一声长叹。

    方才的情形是，卢诗人取出一册《乡愁——余光中诗歌精选》，敬请余先生签名留念。我在旁一瞅，心里顿时就紧，因为这与数月前翁诗人将一册书递给余先生的状况差不多，那一刻便出现了尴尬；而不一样的，只是这一次卢诗人信心满满，说这册书是自己一直珍藏的，是放在自家书架上的，因为今天要与余先生共进晚餐而特意带上的，又说这一册不会是盗版的，贵州人民出版社，二○○一年版，相当正宗。

    我听着，疑虑未消，因为看这册书，封面设计红红绿绿，有花里胡哨之感，不太符合诗集的纯文学风格。

    余光中先生打开书，翻几页，又翻几页，凝视良久。

    余师母也从旁探过脸来，仔细看着。

    我心里暗想，可不要再上演哭笑不得的一幕啊。

    现在，余先生对这本书的真伪到底如何判定，以及他最终有没有在书上题字，请允许我卖个小小的关子，先请读者读一读数月前我访台湾时写的一篇随笔，题目叫《余光中先生的旷达》，文章是这样写的：

    当余师母客气地说“余先生马上就下来”时，我以为楼梯会优雅地响，但是我在这一百平方米面积的居室里一直没有发现楼梯，正在奇怪的时候，忽然门开，戴着格子鸭舌帽的余光中先生从门外走了进来，正为“下来”与“进来”纳闷时，余师母讲解了其中原因，原来，这座位于七楼的居室是新买的，头顶上的八楼居室是原先的，楼上楼下之所以不想打通设个内部楼梯，是因为“我们这个年纪了，总是要走的，房子可以分着留给后代，她们是不愿意上下打通的。”

    诗人夫妇思虑问题的周全与旷达，令人感动。

    余先生私宅位于高雄一个比较优雅的地方，住宅区名唤“左岸”，余先生似乎对这个居住地相当满意，指着窗外强调说“对面就是公园”，但我看见的却是个极小的街心花园，小公园与这幢临街住宅楼之间有条川流不息的马路，我就问彻夜的汽车声吵不吵人，余先生说没事，住在八楼，声音很小。

    这也是一种旷达。而我知道，声音是直线传播的，七楼八楼正是接纳噪音的佳处。我原先一直以为能把“乡愁”写到极致的余先生必是寝宿于鸟鸣声中的，谁知“大隐隐于市”，当街而写作。

    随同另外两位温州籍的作家先来拜见余先生，是因为要迎接他们夫妇去餐厅就餐，余先生几天前就热情表示对于来自浙江的作家访台团是必得安排一次餐叙的。但是当温州的翁诗人取出一册标有“余光中著”的诗集《乡愁》，称是特意从大陆买妥，要请余先生签名留念时，余先生却表示从未见过这本书，这当然使拜访者有些意外。

    看看书的封皮，也是大陆中部某省份的著名省级出版社的，硬壳装潢，气派得很，封面设计也十分精美，于是话题不可避免地就扯到了知识产权的保护方面。余师母说大陆的方方面面对《乡愁》一诗的刊用有几万次了，从没见事先征求意见的。偶尔有什么单位来函征询作品可否列入某某“选本”，同意之后，却从此音讯全无，既不见样书也没有稿酬。有一家更绝，经去电询问，竟回答说之所以没有下文，是因为“责任编辑离开了”。余师母好奇地问：这也算是一种理由么？她又说：这在台湾是不可想象的。

    先生清癯的脸上却只见旷达的笑容，他没有对此话题做任何余评说，只是含着笑取过笔，在他从来没有见过的“自己的著作”上，依着扉页认真签下自己的大名。

    仿佛，只要是《乡愁》就好，只要是这种典型的诗人心绪能得以传输和放大就好，“不经作者同意的出版”似乎是第二位的。

    当然这并不代表余先生对违反知识产权的行为表示宽容，这仅仅说明心胸的旷达。

    在随后的晚宴上，余师母谈起了一些很有意思的往事，比如她受“台湾有很甜的西瓜”这句话的诱惑而糊里糊涂上了空军的一架轰炸机去了台湾，本来挂炸弹的弹钩上那天挂满了“避难者”大大小小的行李。她还回忆起她童年的往事，原来她也出身在我们杭州，而且出生在杭州下城区的刀茅巷，她还保存着当年刀茅巷的照片，这一下子倒叫我圆了眼睛，因为我也是出生在刀茅巷的，在刀茅巷有我四岁的童年，于是我跟余师母建议，下次她来杭州看看时，我一定陪同她去找找当年的这条巷子，这条巷子现在还在，拓宽了，仍叫“刀茅巷”，余师母有大的“乡愁”，我也有小的“乡愁”啊，虽说我这辈子一直居住在这个拥有“刀茅巷”的美丽的城市，不曾离开过。

    据传，刀茅巷是当年岳飞打造“刀矛”之地，毋庸置疑，岳飞的乡愁比我们更大。

    文章引用完了，现在再让我们回到晚宴现场“乾隆舫”的四楼大包厢吧。

    余光中先生对手中的这册书凝神一番后，便以轻柔而又坚决的口气断定：“没有见过这本书，是盗版。”余师母也接着证实，从没见过这样的书。于是，这个场面又成了那天翁诗人递书的翻版了。

    此书“盗版”的状况，依我想，有这样两个可能，一个可能是有人假借“贵州人民”的名义印刷了这本书，书号也是假冒的，百分百的“盗”行；第二个可能是，这本书也出自正规的出版社，然而这家出版社在印刷挣钱的同时，“忘了”与作者取得联系，盗了他人的劳动成果，也是一个“盗”，是否算百分百的“盗”，我说不准，出版社可能有出版社的辩解，但对作者而言，心里感受应是一样的，盗就是盗。

    又一次的尴尬，怎么办呢。

    卢诗人也连说，没有想到，没有想到。

    余先生不动声色，也无叹息，亦无摇头，只是取过一支笔，打开书本扉页，恭恭正正地写上“卢文丽留念”，然后签上自己的大名。

    好像是一位诗人亲自将自己钟爱的作品集赠给另一位诗人。

    我在一旁默默地看，再不说话，真是为大陆的知识版权保护状况难为情，但愿叫我今后再不要第三遍看见这样的尴尬发生。

    而旷达的余光中先生依旧旷达，没有表露出一星半点遗憾之情。依我推断，他已经数十遍数百遍地做过同样的事了，只是一遍遍地打开扉页，用一只八十四岁的手腕握住笔，表达自己对于诗友、后辈、读者的诚挚的情感。

    余光中先生依旧旷达，这让我们大家感动。卢诗人捧回诗集，一时也激动得不知说什么话好。

    其实在题签这本诗集之前，余先生还表现出了一种旷达，也可以说是他的一次宽容，因为这件事是因我而起的，我为此也纠结了好一阵子。事情是这样的，在下午斟酌宴请地点的时候，我根本没有想到浮在运河上的这般硕大豪华的“乾隆舫”是没有电梯的，建造的时候就是不被允许安装电梯的，而宴请包厢，偏定在四楼，这就来了个不大不小的后果：让八十开外的余光中夫妇一直走上楼梯，而且那楼梯还比较陡。上楼之后，一路陪同余先生前来的陆宁先生对我也露出了“小有责备”的眼神，这眼神我是读得懂的，因此汗颜万分，急忙解释说我当时只是要求“乾隆舫”的掌门王秋月女士“拿出最好的包厢来”，压根儿没考虑到“四层楼梯”与“八十四岁”的问题，当然我知道我的解释十分苍白无力，好在余先生后来对此没有半句提及，只是微微一笑，而且在晚宴后还为热情干练的王秋月女士题写了一幅“龙年上乾隆龙舫，与乾隆同享口福”，直喜得这位“船主”合不拢嘴。我赶紧提醒王女士手持题词与余先生在包厢的“九龙壁”前合影。余光中先生又补充说自己属龙，于是热情的王秋月女士立马用了“九五之尊”这个吉祥之词，诚请余先生逢九十五岁生日时，一定再来杭州，再登“乾隆舫”品尝“乾隆宴”，而且还要像今天这样 “迈步走四楼”，众人闻言皆大乐，而余先生也当场含笑点首承诺，这便叫我暗自大松一口气，我今天“步行登楼”的不周全安排反而有了一个“健康晚年”的新诠释，真是阿弥陀佛，感谢船主。

    说到这里，再补充一个体现余先生的“旷达”之例。但这个“旷达”，却是带着地理意义的。那一刻，余光中先生扭脸，认认真真问我，说以“蒙古帝国”四字为谜面，是打哪一个人名？

    他说这话之前，曾指着杭州特色小点心“葱包烩”打趣说，既然“葱包烩”包的是秦桧，老百姓因为恨秦桧而把他吃下肚去，但是杭州还有一道特色菜叫“东坡肉”，其字面意义那可是“苏东坡的肉”，秦桧与苏东坡融合在同一个肚子里，可不是“忠奸不分”吧？于是大家笑，都说有趣，我便说，这就可以编一谜语，谜面叫“葱包烩与东坡肉同时入肚”，打一词语。

    我说了这番话之后，余光中顿时就看定我，出了一个“蒙古帝国”的谜面。

    难住我了，答不出。

    一桌男女谁也答不出。

    余光中笑，给出谜底：“黄亚洲。”

    哦，这可是一个辽阔的地理以及历史概念，亏得余光中先生有这份联想与幽默，但我又想，他这一次的“旷达”，其实并不单纯是地理的表达，而是体现了他一贯的善待后辈的心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