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来，我国传统的意识形态深受儒家观念的浸染，重文轻商、崇仕贬商，诚如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尤其是封建士大夫阶层和精英群体更是耻于言商说利。然而在百年前的1912年，随着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灭亡及中华民国的建立，历史进入了一个转型期。
也就在此时，一批封建高级官吏及士大夫们从各地来到了“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的上海。他们似乎还来不及体验时代的变迁及社会的更新，但日常的油盐柴米及家居开销，使他们已捉襟见肘。经济上的拮据、财源上的枯竭与生活上费用的急增，使他们不得不放下身段，紧迫地开始考虑如何筹措钱款，以养家糊口。正是在这样一个相当现实而严峻的社会背景下，昔日曾相当自负清高的士大夫文化开始了向开放入世的都市文化转变。
尽管这批封建士大夫们有的还恋栈旧制、眷念君主，但他们毕竟是头上已没有了顶戴花翎，手中已领不到皇家俸禄，家里已失去了世袭特权。窘迫的生活，羞涩的囊中，使他们不得不到社会上去营生挣钱、谋利经世。经济的危机，生存的胁迫，使他们的观念形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甚至是颠覆了以往耻于言商的人生观。
从时代背景来看，由于旧的封建生产关系的打破，新的生产关系的逐步建立，上海城市综合能力及经济发展得到了整体的提升。“辛亥以后，民族工业进入发展的黄金时代……特别是市场所面临的形势都处于最有利的时期。”（《上海———一座现代化都市的编年史》）正是这样客观的社会环境，也为士大夫们向都市文化的转变提供了平台。
壹
振兴工业，兴办学校
自1912年开始，一批封建士大夫陆续相聚在黄浦江畔，其代表人物为陈宝琛、陈三立、张謇、沈曾植、朱祖谋、李瑞清、曾熙、康有为、梁鼎芬、郑孝胥、罗振玉、张元济等。这批人中有的是皇帝的老师及大学士，有的担任过总督、巡抚等封疆大吏，可谓均是高官大吏或名流精英。
在这批封建士大夫中，最先实行华丽转身应变入世的是张謇（1853～1926），字季直，江苏通州人。他喜好文学艺术，擅长音乐，尤其在书法上造诣很深。这位光绪时的状元郎，信奉的是“尧舜之治”的儒家思想和“圣王之道”的经世哲学，在晚清具有很高的政治声望和社会地位。尽管他隶属于帝党成员，主张的是君主立宪，辛亥武昌起义的枪声响起时，他还找到当时江苏的总督，要求其出兵镇压。但辛亥革命终于推翻了帝制，他还是顺应共和，并没有带着花岗岩脑袋与其抗争。他身在上海，受到了“趋时鹜新”的思想影响，剪掉了辫子，特别是1912年中华民国改用阳历后，他也在日记中自觉地不再用阴历记年。面对一个改朝换代的新时代，张謇以相当务实的精神融入了都市文化圈。
早在1895年后，面对甲午海战惨败的现实，张謇就认为要经世济民、救亡图存，就必须要创办工业，开办学堂，兴起商贸，并代湖广总督张之洞撰写了《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并受张之洞的委派，在南通创办了大生纱厂，自任总理总揽全局。同时还创办了垦牧公司、渔业公司、大达轮船公司等。他亦提出了“工业为父，教育为母”之说，创办了国内第一所师范———通州师范，对上海的吴淞中国公学、复旦大学之创办，多有资助。但在僵化封闭的封建制度下，他的兴国之道受到多方制约。其又系光绪帝党成员，更受到慈禧后党系统的多方排斥。而1912年后的上海，工业商贸发展迅速，张謇虽然在个人感情上还不完全接受革命与共和，但革命与共和后所产生的社会变化他还是认可的。于是，张謇敏锐地抓住了这一契机，将原设在小东门外城河浜的大生纱厂驻沪账房，搬迁到市中心的九江路上，扩大成有相当规模的大生纱厂驻沪事务所，大力拓展海内外经营业务，充分利用上海先进的金融贷款及运输、销售渠道，使这个事务所成为大生系统的中枢神经、金融调剂中心，使大生纱厂由此进入了鼎盛期。当时上海的银行、钱庄争相给大生上海事务所提供贷款，把大生看作摇钱树。金融界人士曾说：“中国人不以存款方式，而以贷款方式借钱与外国银行的，只有大生一家。”大生的振兴，为中国工业的崛起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张謇在为发展民族工业奔走时，面对民族教育亦相当关注，他感到江浙地区靠海临江，水产丰盛，航运繁忙，水务甚多，但至今没有一所专门的专科学校。于是，他于1912年在上海南市老西门创办了江苏省立水产学校，系中国最早的高等水产专业学府，被尊为“中国现代水产教育的摇篮”。1913年为了扩大规模，水产学校又迁往了吴淞。而今的上海海洋大学，即渊源于此。前不久，上海海洋大学隆重举行了其百年校庆，这也是对张謇的一种最好纪念。
贰
卖字为业，十倍之息
都市文化的活力是开放性、融通性与市场性，从而赋予了上海这座城市以发展的内驱力，使上海不仅在当时的中国，而且在整个东南亚挣脱了封建自闭文化圈的阻隔及封建锁国经济圈的束缚，具有了新兴而开放的城市生态形制。尽管辛亥后避居上海的资深封建士大夫陈三立在一首诗中写道：“凭栏一片风云气，来做神州袖手人。”在政治立场上可以潇洒飘然地“袖手”，但对“开门七件事”却是每天必须面对，“袖手”不得的。“铜钿银子关心境。”
李瑞清（1867～1920），名文洁，字仲麟，号梅庵、梅花庵主。系清末著名的诗人、书画家、教育家。清末进士，入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后任江宁提学使、江宁布政使，他亲手创办的两江师范学堂，是当时东南地区规模最大、声誉最高的学府。但清王朝灭亡后，李瑞清就辞去了学堂总办的职务，并将自己仅剩的车马卖去，以救济那些穷困的学生。然后一袭旧袍、两袖清风地来到1912年后的上海，从此自署“清道人”，似乎有远离红尘、出世之意。但一大家子老老少少数十人的衣食住行，使他陷入了困顿，面对吃了上顿愁下顿的现实，他只得向比他先到上海的“硕学通儒”沈曾植请教如何以自己擅长的书画谋生。面对生存的拷问，这位心志颇高的士大夫也不得不走向都市的商品市场了。
相传沈曾植挺同情地看了他一眼，“同是天涯沦落人”，“心有灵犀一点通。”于是，沈捻了一下自己花白的胡须，含笑说道：“在上海卖书画不难，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纱帽’，即过去做过大官。一是‘怪体’，即风格越奇怪越好。你是前清的学部侍郎，‘纱帽’是有了，可是书画还不怪。”这番话对初到上海的李瑞清是颇有启发，沈曾植抓住了上海书画市场的二大关键，一是重视书画家的社会地位与个人身份，要戴过“纱帽”的大官。二是青睐有鲜明个人风格和笔墨奇特的书家。于是，这位已人到中年的士大夫，终于接受了市场的挑战，对自己的书画进行了变法创新。他出身于名门世家，从小受的是严格的儒家文化教育，所学书画以正统的前贤名家为主。而今他却在书法上以北碑面世，并融入篆隶之气，俊逸洒脱、气势雄健，面貌为之一新。山水画则注重结构造型，使之格古而韵新，雅俗共赏。当李瑞清将这些风格清新、自辟蹊径的书画推向市场后，果然大受欢迎，声名大振。不少青年人投于门下，如日后大名鼎鼎的张大千、胡小石、吕凤子、李仲乾等。
最为有趣的是李瑞清在观念转变、走向都市文化的艺苑市场时，还专门写了一篇《鬻书引》，其中有一段云：“昔范蠡智士，冶生于陶；予赣大贤，鬻财齐鲁，心窃慕之。语云，长袖善舞，多财善贾。余拙于为官，岁俸所入，仅足自活，斗志争时，诚非所能。鬻书力作，倘亦未业。”尔后，他又向好友曾熙说出了卖字为业的妙处：“鬻书虽未业，内无饥寒之患，外无劫夺之慮，无捐金之事，操三寸之觚，有十倍之息。”这可谓是一份极有历史认知价值和观念转变实录的士大都市生活的社会宣言。
叁
投资拓展，以文营生
“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这是以戊戌变法出名的康有为常用的一方闲章，既有漂泊流亡的无奈，亦有周游列国的壮怀。
康有为（1858～1927），原名祖诒，字广夏、长素，广东南海（广州）人。光绪二十一年（1895）进士。系封建士大夫中最有影响的思想家、政治家、学者。他在上海建立强学会，创办《强学报》，鼓吹维新变法。1894年在北京“公车上书”，1898年与梁启超等发动震惊中外的“戊戌变法”，失败后由京逃沪转港，开始亡命海外。民国成立后，他返国寓居上海，租赁景色秀美、建筑气派的“辛家花园”（现新闸路1010号中华新村）。尽管这位昔日叱咤风云的维新变法勇士，如今已是沦为保皇党的领袖，但他毕竟是受到过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影响的人，在经世生存上，还是融入都市文化的。
从康有为带着几十口人入住“辛家花园”起，这位以“康圣人”自诩的士大夫就相当清醒、十分务实地开始了谋生之道和经营之术。都市文化的多元与开放，使金融商事等相当发达，从筹资运作到投资经营等，构成了近代上海都市经济的重要特征和主要形态。周游世界时也算开了眼界的康有为亦关心于此。面对每天浩大的开支和垒起的账单，他果断地涉足经济领域，开始用“国民宪政会”的一部分资金和自己的积蓄，投资项目或入股盈利。由于他个人名声颇大，具有相当的社会影响，因而经济界人士主动与其合作，这就使他获利很丰。
在清末民初的封建士大夫群体中，康有为博学多才、造诣深厚、著作甚多，尤其是他极有演说家的才能，口若悬河，言辞生动。于是，他充分发挥自己这一专长，开办了天游学院，招纳弟子。同时，康有为亦是自成风格的一代魏碑大书家，其笔墨取法醇古而气势刚健郁勃，其线条奇拗强悍而恣肆豪放，再加上他是大名士，因而他的书法在当时颇受推崇。凡社会上有地位人家的婚庆祝寿、碑志族谱及店招榜书，均以求购他的书法为荣。为此，有不少人假冒他的书法，致使他不得不时常变化自己的落款姓名来让人甄别真伪。
正是在市场经济的洗礼下，康有为通过经济投资、办学授课及鬻字换金等，才能使康氏整个家族在上海生活得颇为优裕。唯其如此，民国之初，士大夫文化向都市文化的转变，不仅解决了这批人的生存问题，而且客观上对上海整个城市文化的发展及提升，起到了推动作用，从而在上海城市史的研究中，带有相当的社会学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