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昱宁
回想起来，上世纪八○年代我念小学那会儿，读书真是一件相对单纯的事。比方说，我父亲会仅仅因为不愿让我多过两条马路（那时候家里不可能匀得出人手接送我上学），就放弃区重点小学的名额。六年里我上的都是家门口的普通小学，代价是考初中时出了一身冷汗、分数刚够踩上市重点的那条线，换来的好处是：每天作业都能在学校里做完，下午三点半之后，我就只管一个人泡在父亲的书柜里。
那时候没有新东方和奥数班，家里有钢琴的人几乎是怪物。直到三年级，我才参加了平生第一个兴趣班（那时都是免费的），起因也有点奇怪：我塞进课桌里的一个笔记本上记着几句我随口诌的词儿，被好事的同桌拿去向大队辅导员献宝，后者那时大概正在给区少年宫招募学员……总而言之，很快我就收到了“儿童诗歌班”的邀请信。后来才知道，发信的老师姓诸葛，是个快退休的老头。
虽然早就有思想准备，知道这位诸葛先生不会有羽毛扇，但初见之下，还是大失所望——干瘦的身板，半秃的脑门，加上脱落了大半的牙齿，看上去早就过了六十岁。他不怎么爱笑，普通话里夹着浓重的岭南口音，既不擅长侃侃而谈，也不见得能循循善诱。比起隔壁的“儿童电脑班”（彼时正值“电脑要从娃娃抓起”刚刚发表），这里非但人气衰微（不超过十五个），而且哪怕在人数达到峰值时，也没有谁在认真听讲。
奇怪的是，诸葛先生对这些好像一点儿都不理会，最多偶尔停下来，叹一口气。他上课的方法简单得全无技巧可言，每次都捧了一大摞书，每本都夹着几张白纸条，每个夹着纸条的地方一定都有一首诗，排名不分古今中外忠奸善恶。常常是刚才还在讲“却话巴山夜雨时”，突然一个急转，就拐到了“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他会一首一首地写在黑板上，一笔一画都像是拼尽了全力，写累了便眯着眼睛歪一歪脑袋，像在鉴赏一幅古画。他很少做什么口头评点，却很喜欢在诗句的字里行间做一些符号，比如涂个圈、画个惊叹号什么的，那些地方多半就是他最在意的句子了。先生让我们跟着抄，连那些符号也不可以拉下。可他总是等不及我们全抄完，就急忙吩咐大家扯开嗓门朗读，声音越大越好——基本上每首诗都被我们念得支离破碎，先生倒不苛求，反而摇头晃脑地打着拍子。下课铃多半总是在这种节骨眼上响起来，我们戛然而止（我那时多半在想，八路公交车少坐一站就可以省下钱在车站旁买个油墩子解馋），诸葛先生也会一下子愣住，看一眼讲台上躺着的那一堆书，一脸的困惑，“还有很多没讲呢……”照例挥一挥手，叹一口气。
好多事都是要多年以后才能“追认”甚或“虚构”出它发生的意义。诸葛先生的课，我统共也没能上满一年。记不清是什么原因半途而废的，反正当时好像也没有太在乎。直到初三那年，外校调来的一位语文老师，才以“合并同类项”的方式强化了那段记忆。和诸葛先生一样，那也是个快退休的老头，也操一口掷地有声、拒绝被普通话些微同化的方言，也有个很不常见的姓氏——我们叫他宓老师。
以年纪和行事风格推想，宓老师和诸葛先生多半都有过一肚子诗情文气被特殊年代蹉跎的经历。初三时我已多少懂些世故与故事，会忍不住将他们的形象嵌入《天云山传奇》或者《苦恼人的笑》，为他们在课堂上的浑然忘我添上浪漫主义注脚。平心而论，宓老师的课比诸葛先生上得更专业，也晓得隔两天就念一回中考的紧箍咒，抱一摞卷子督促大伙儿背标准答案。不过他总有点儿“分成两半的子爵”的颓唐贵族气，左手忙活的事儿被右手轻轻一挥，就销匿于无形，空气里残留着一点嘲讽的味道。班上有几个同学——包括我在内——的语文成绩在他看来足够好，于是常常会得到减免作业的待遇，这在毕业班里可不是寻常事。有时候碰上他特别讨厌的课文（这绝对不是偶然现象），宓老师干脆就在上课铃响之前跑过来，跟我说：“这课一点儿意思都没有，你不用浪费时间。带小说了吗？拿出来看！”起初，我简直怀疑他在说反话，类似钓鱼执法，只能讪笑着不置可否。没料到下一回，他干脆就自己带来几本，往我桌上一撂，“看这个。”
我一直记得那几本书的名字：《围城》《写在人生边上》《干校六记》《洗澡》。“别的书可以不看，”宓老师眯起眼睛愉快地让我分享他的秘密，“这两位，一定得读。先从浅的读起，我相信你有一天能读懂《管锥编》的。”
直到今天我也不能算“读过”《管锥编》（顶多算“翻过”或者“膜拜过”），更别说读懂，但那些书和那些话，须臾不曾忘怀。有时候我安慰自己，我没敢在艰辛寂寞的学术路上涉足太深，宓老师其实也得负一点责任。当年我刚拿到直升本校高中部的名额，宓老师就把我叫到办公室，视线聚焦于别处，像是对我说，也像是对自己说：“你将来可别选中文系啊。”“啊？我可没想过这问题。”“进高中就得想啦。听我一句话：学英文，学点有用的。”“有用的”三个字被他加重了语气，可他随即又摸出一张书单，上面照例写满了“无用”的作品。
从“无用”一步三回头地走向“有用”，差不多构成了我高中和大学前半段的主旋律。作为一个从小就让父母师长放心的孩子，我成功地做到了基本不偏科，没有悬念的前三名，以及一路免试直升。我被那时上海人眼里最“有用”的上外录取，念时髦的“复合型专业”。哪怕是在直升后的那个暑假，我还是不太想去碰那些已经被我冷落了三年的“闲书”——我知道它们仍然对我构成强大的诱惑，一旦拿起，就难说是不是还放得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