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好
伦敦国家美术馆悬挂着一幅西班牙国王腓力四世的半身肖像。整张画不算大，尺寸甚至小得不像一位哈布斯堡君主应有的画像。没有镶嵌漆金鎏银的边框，任凭所有一并被眼前的黑色吞没。委拉斯凯兹总是这样，用最暗的色彩记录着欧洲最耀眼的家族；腓力四世也总是这样，在画家面前穿上黑色的丝绸或天鹅绒，一如他所背负的头衔那样沉重庄严。
1621年，腓力四世从父亲菲利普三世手中接过了历代哈布斯堡西班牙国王的权杖。1623年，委拉斯凯兹进入皇宫，专为这位新的君主和他身边的家人制作肖像画，终生。这两个男人有着可以称之为伟大友谊的关系。委拉斯凯兹在皇宫里有属于自己的工作室，据说腓力四世经常站在他身边看他构图，调色，亲眼见证那些抓不住的威严如何变成了人民眼中敬畏的所在。作为一名狡黠的塞维利亚人，委拉斯凯兹深谙如何赋予这些几近真实的皇室肖像深藏不露的意味：它们可以是皇室联姻直接的诱惑，可以是纪念小王子诞生最受欢迎的礼物，也可以是让整个欧洲俯首称臣的凭证，最终，它们就是一场毫不掩饰的权力的展示。
然而，这幅全黑的半身肖像在注视着我，我分明感到英国潮湿的空气中，逐渐分泌着一个男人的忧愁与哀伤。美术馆里总是充斥着一种奇特的味道，一种混合着早已干涸的颜料和松节油的味道，或许满是历史的尘埃，让人轻易就联想到泰晤士河那边冰冷澎湃的伦敦塔——它总是在银色的月光下吟诵一首高深莫测的十四行诗，纵使相逢应不识。此时的腓力四世年已半百，委拉斯凯兹忠实地画出了老国王下垂的眼角，松弛的下颚和稀少的金棕色头发。
据说这是腓力四世最不喜欢的一张肖像画。人们猜测这是因为他不愿看到自己衰老的容貌。巧的是，在这幅画像旁边挂着的是腓力四世少年时著名的一幅全身肖像画——《着棕色和银色的腓力四世》（Philip IV in Brown and Silver）。这幅画中，腓力四世成为西班牙的执政者刚满两年，高扬的眉头，上翘的八字胡，意气风发，一身深棕色绣有银线的礼服。如此华丽的服装在哈布斯堡皇室是不常见的，更多的时候，国王身着黑色或蓝色，如白纸般僵硬的衣领下佩一条金色的链条，仿佛想要保护骑士精神永恒而脆弱的优越感。比起同时代英国国王天鹅绒袖筒处精心缝制的蕾丝，或是法国国王身边刻意展示的缀满珠宝的皇冠，西班牙国王的行头仍旧过于简朴。他们认为——如此骄傲地认为，哈布斯堡家族是天生的王者，所以不需要多余的装饰再来证明他们的王权和全欧洲不可企及的高贵血统。
那幅盛装礼服的腓力四世肖像，应悬挂在埃斯科里亚尔皇家图书馆（Escorial Library）的大厅，与他的祖父和父亲一样，形成一道漫长的、光荣的哈布斯堡之传承画廊。闪耀在画面的银色时刻提醒着观众，这张肖像记录着一个国王的尊严与憧憬，也记录着一个父亲的喜悦与期盼。那一年，腓力四世的第一个儿子卡洛斯王子（Infante Baltasar Carlos）刚刚出生，一切似乎是上帝对这个古老家族的恩宠。最终，这张画并没有出现在埃斯科里亚尔巨大的矩形回廊里，英俊勇敢的卡洛斯王子在十六年后死于天花。
那是死亡的彼岸，皇都马德里在极度炫耀着自己财富的同时，正在走向一场衰亡的葬礼。黑色，这个象征哈布斯堡家族作为正统天主教捍卫者和至高无上权力拥有者的颜色，也代言着死亡，缄默，一切归入沉寂。他们为自己准备了一个属于强者的结局。于是，腓力四世并非惧怕看到自己的衰老，他是惧怕看到金色帝国的衰老和整个家族欲言又止的命运。他身边的亡魂不灭，那些叹息与悲悯透过城墙外边市民们战栗的敬畏飞奔而来，与日和月一起抵达他衰老的脸颊，每分每刻，不知疲倦地奏响一曲亡者之歌。
腓力四世失去了他亲爱的安娜王后，失去了他寄托以全部的卡洛斯王子，他们的离去仿佛使这位国王的梦想变得越来越虚无缥缈。腓力四世终究不是他的祖父腓力二世，哈布斯堡家族巨雷一般的强盛已渐渐显露疲乏。提香为腓力二世所画的巨幅肖像被仔细地藏放在西班牙皇宫引以为傲的画廊里，它的对面是哈布斯堡广大领地的开创者查理五世。腓力四世一定经常面对着祖先们的肖像沉思——他终究没有穿戴起那沉重的精铁盔甲，或是他苍白的皮肤和敏感的眼神使他更像一位爱好文学艺术的贵族青年，而非指挥千军万马的欧洲领袖。这梦想，只是个梦想，如一回悠长难捱的旅途，一首没有终章的安魂曲。一切都是历史的黑镜子，不知谁又在某时某地窥到了某人某物。
去年五月，我在一次文艺复兴的会议上见到了西班牙普拉多（Prado）博物馆的馆长法劳米尔（Miguel Falomir）先生，他是已逝哈布斯堡家族大部分艺术遗产的守护者。这个西班牙男人一脸凌乱的大胡子，总是打着一条明蓝色的领带，捧着一碟苏格兰点心小心地走在人群之间，沉默寡言，偶尔会特别诚实地对身边的人微微一笑。每个世纪，都有这样一些守护者们，在落满灰尘的双头鹰徽章之间，在层层严防的名画背后，追逐一闪即逝的幻影，记录殉道者的荣耀，抢劫者的胜利，死者的回音和艺术的辉煌。博物馆的诞生让这些私人的隐秘暴露在镁光灯下，如此吞没如彼沉迷，越接近真相，真相越是远去，或是越脆弱得不堪一击。
委拉斯凯兹太了解腓力四世。有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他不再画伤心的国王，而是不断画着新公主玛格丽特·特蕾莎。玛格丽特因为这些伟大的画作成为了一个永恒的梦境，永远的公主。几个世纪以来，无数人着迷于画中的这个孩子：没有发育完全的身子，羞涩骄傲的目光，庞大的裙撑和沉重的珠宝。她是幸运的，她没有继承哈布斯堡近亲结婚所留下的遗传：突出的下颚，厚嘴唇，抑郁和歇斯底里。然而美丽的公主无法预言哈布斯堡捉摸不定的未来，在诞生的那一刻，这位高贵的西班牙公主就被指定将要嫁给自己的舅舅——奥地利皇帝利奥波德一世，委拉斯凯兹为她所作的画像从她三岁开始，便被陆续送入维也纳的皇宫：三岁的粉色裙子，七岁的白色裙子，八岁的蓝色裙子。虽然她是西班牙王宫的明珠，也在奥地利王宫备受宠爱，她在二十一岁便离开人世，六个孩子中只有一位小公主活了下来。这就是哈布斯堡，这还不是全部。当时，我在维也纳博物馆那间挂满皇室肖像的房间里已经泪流满面，久久地，听着窗外微弱的风声，那不是叹息，不是哭泣，不是微笑。那是命运。
玛格丽特的对面，是她的哥哥，随后的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二世，腓力四世盼了一生的王位继承人。卡洛斯二世体质极度虚弱，跛足，天生不能生育，下颚严重前凸，画像里呆滞的目光也暗示了他智力上的不足和精神上的不稳定。代代相传的近亲联姻保障了王朝的坚固与统一，也终于造就了王朝的没落。历史正是如此，没有永久的霸者和永远的幸运儿。虽然更多地，刻骨铭心的伤痛被时间的海浪一次次摧毁，掩埋，或是冲击上岸，连同发光的贝壳和白沙一起，乘风归去。
伦敦国家美术馆里的观众川流不息，不知多少人看到了一个国王的肖像画，多少人看到了一个老去的父亲，又有多少人看到了那双悲伤的眼睛。正是这悲伤，在消失的苍茫黄昏，掩去了人声鼎沸，让我们终于再次沉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