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 缘
张爱玲曾妙笔勾描过一幅卖书图:苏青因为过年急需用钱，在大雪中坐黄包车带了一车书各处兜售，书偏又掉下来，《结婚十年》龙凤帖式的封面纷纷滚在雪地里。
我知道的另一幅卖书图:琦君在台湾文坛崭露头角时，夫婿李唐基骑着脚踏车，车后载着一捆捆她的书，忙着往各书店送书。他一辈子都是琦君最忠实的书迷。
还有一幅卖书图，是60年代末起在台北明星咖啡屋前摆摊卖自己诗集的周梦蝶。诗人或许是为了生计，最后成为台湾文坛的一幅经典画面。
卖书图或许浪漫，对未经锻炼的作者来说，叫卖自己的书简直是要他们的命。虽说书是自己辛苦写就，经年累月含沙磨石像蚌壳吐珠般呕出的珍宝，它的价值可谓“无价”，一旦要自己来卖，却心慌意乱扭捏不安。你让他说说这书写的是什么，有什么好处，为什么浩瀚书海里就要买你这本。那简直就像叫他在众人面前赤身露体，原本口才便捷的人也要结巴了。
我说的是纯文学作者。这类作者往往是充满理想色彩，带点孤傲（要不怎么耐得住寂寞？），重精神而轻物质，看不惯市场操作（要不怎么不把这时间拿去做有经济效益的事?）。对他们来说，书是自我的延伸，你让他怎么去推销自己?
如果没有人读你的书，就像烧了一桌好菜没有客人。然而，一旦牵涉到买卖的现实问题，作者捧在手里的珍宝立刻成为市场上一个定价若干的商品。月亮从天上摘下来，摆在台上不过是可以论斤买卖的矿石，它要面对怎么卖、卖得好不好的挑战。
台湾现在卖书多由出版社负责，作者要做的不过是上上电台或开开新书发布会，这还不是每个作者都有的机会。有的书很快淹没在书海里，几天后就下架，幸运的变成库存旧书半卖半送，时运不济的就纸归纸，土归土了。
我在纽约当记者时，跟很多作家聊过。现在名满天下的哈金未成名前，曾在美国书展会场门口，抱着一摞自己的书，一见书评家经过就上前投送，希望能找到伯乐。另一位华裔作者杨萱，配合出版商在全美各地打书，有时在小镇的小书店里，读着书中的文句，看着台下小猫三两只，不由得流下感慨的眼泪。
台湾纯文学书初版两千本，能再版就是畅销，听一名老编辑说，现在上市后能卖九百一千本都叫好了。滞销的书，叫好不叫座，这就是纯文学的市场生态。
大陆纯文学的阅读人口相对较多，书籍定价约台湾书价的三分之一，买起书来可以大手大脚，尤其网上书店非常便捷，今天下单，两天后书就来了。台湾的书印刷精美，但书价节节上涨，年轻人（如果还看书的话）大多从图书馆或二手书店找书了。我自己的经验是，在美国卖中文书最难。中文读者本来就少，华人移民第一代为生活奔波，第二代都读英文书了，何况一本书动辄定价十五、二十美元。
台湾有一些书店卖大陆简体版书，台湾出版的繁体书想在大陆卖则困难重重，一是简繁之别，二是书价太高。最近，上海的玲咖啡书屋开始陈售我所有的书。这家咖啡书屋位于张爱玲常德路故居的底楼，我有本随笔叫《当张爱玲的邻居》，书屋主人感兴趣，要了我几本书去看，于是那里成了我在中国大陆第一个作品橱窗。
卖书难，赠书也难。出第一本书时人在纽约，单位的领导问我:“你出书了?”我傻傻地答:“对，世界书局里有卖。”领导大笑:“你要叫我们去买啊?”我这才恍然大悟，隔天赶紧送上一本。年轻的我不谙世情若此。
作者赠书是表示敬意，寻求知音，接受赠书则是一种被肯定的感觉，不管是辈分资历或是私人的情谊。然而，作者只有一人，符合接受赠书的人却不少，送了此人不送那人，送了这本，下一本呢?突然变成一个人情的功课。
几年下来我发现，因为持续在出书，有些人接到邮包连声招呼也不打了，那书就像石沉大海。这是一个异常忙乱、注意力破碎的时代，朋友们都走向中年，有多少事业家庭的事要烦心，文学之梦可能早已远扬，而你还把这不实用的虚构小说一本本往他那里寄，增加他的心理负担，要求他道谢(他可没向你索书!)，也许还暗暗期盼他给你一点读后感(哪有时间去想这些?) 。
其实卖一本书能拿到的版税少得可怜，写书、卖书、赠书，忙了半天，不过就想找到几名知音。你没听周璇在唱:天哎涯海哎角，觅呀觅知音。可怜复可笑的纯文学作者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