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官砚的主流风格是“绚风、民风”，唐器“在家”，其给人的感受是乐人（助人）、为人（人性化）。
李唐政治集团在政治上采取儒、释、道相合的手段进行统治，集团成员多出自陇右。多民族杂居区养成的雄健的英猛之气与豪放的海纳百川的胸怀，形成唐代文化多元共生、全面繁荣的格局。特别是李唐为抬高出身门第和治国之需而大力推崇道教，道家的“无为而治”的思想，形成唐初开明、亲民的政治局面。其文化风格体现的就是这种饱满的“为民服务”的激情与活力，形成宏丽丰腴的外拓张扬风格。
盛唐气象给予文人墨客以自由驰骋的环境。唐太宗又身体力行，着力推动诗文和书画艺术的发展。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些都对文化、艺术创作和相关工具的制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是科举制度这个“高考指挥棒”，让天下学子有了出世的机会，读书写字成了热门的社会现象。因此，如果说汉代社会对砚台的要求还是局限于各级官用为主，那么，隋唐对砚台的要求是有其广泛下层群众基础的。
唐代砚台取材，主要是泥陶和石、瓷并用。尽管唐代李肇在《国史补》中说：端溪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但从考古发掘和自今在流传中看到的唐砚，泥陶类在数量上是居多的。甚至贵为唐开元尚书、出身岭南的丞相张九龄，其墓中陪葬的砚也竟然是一方澄泥砚，可见在开元盛世达官贵人还用陶砚。因对砚的需求量太大，唐代人开始用前朝旧砖瓦改制砚。
澄泥砚是陶砚的一种，在唐代开始大量制作。
隋唐时代，瓷砚继续盛行。四川的邛窑、长沙的长沙窑、江西的洪州窑、河南的巩县窑和相州窑、安徽的寿州窑、广东的水车窑等等，都有瓷砚生产。
唐代制作石砚，已经开始讲求石材材质的细腻和石理纹美。著名的端砚、歙砚在唐代开始风靡。
唐代的砚式，首先是皇家继承了魏晋南北朝的圆形多足砚式，如唐太宗孙子李徽墓出土的白瓷砚。
唐代的另一主流砚式——凤字砚或称箕形砚的“突然”出现，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课题，即这款砚式的流变的轨迹，是如何发生的？
宋代收藏家米芾在《砚史》中提到过晋代就有“凤池砚”和“箕形砚”，但至今未见晋代墓出土此形砚的实物。
自汉代以来，先人对砚形赋予的人文观念日益突出，砚式主流基本是方形、圆形的，来源于对礼器、生活用器的习俗乃至对“天圆地方”的哲学认识。然而唐代“突然”出现箕形砚台，既无先人所用砚形印记，也无典籍传承记载，更无人文伦理观念的融入。那么这个箕形砚是什么来历呢？我认为，唐代箕形砚的出现，原因有四：第一，晋唐以前，陶为主流砚材。第二，石质砚材少，而且石砚不能“速成”，所以古人常以陶制砚或以陶器残片为砚。宋欧阳修《砚谱》介绍：“……自是凡瓦皆发墨，优于石尔。今见官府典吏以破盆瓮片研墨，作文书尤快也。”可见宋代还有以瓦片代砚者。第三，秦汉、魏晋、南北朝战乱，尽毁秦汉旧宫和曹魏所建邺城“三台”，所以后人得以取秦汉旧宫瓦和“三台”旧瓦制砚。第四，上述旧宫瓦制作精良，陶细如澄泥，是制砚的良材。因瓦内面做凹形，瓦底面圆凸不稳，所以在砚尾作两足，与砚头落地成三足鼎立，略作修改即成箕斗形。因此，箕形砚的成型，有受旧时陶器残片和秦汉旧宫瓦与“三台”旧瓦影响的可能。后人仿制瓦砚，多用瓦的覆面做砚面，这是明清时期好古之人的事了。
前面说了，唐代陶泥砚是主流砚材，必然影响到石砚形制。故石砚做成箕形也就不足为奇了。
唐早中期以前的箕形砚，砚面无明显转折过渡，就是一个弧形内凹的箕斗，砚的边唇也与砚面为一个断面。唐中晚期箕形砚的砚面有了显著变化，砚面与边墙出现过渡折角。砚额边唇也开始出现转折面，有的还在逐渐加大的砚额边唇上施以纹饰。唐中晚期还出现了龟形、凫形等仿生陶塑砚。
五代时的砚形，上承唐代箕形砚式，下启宋代抄手形砚式。因此，五代的砚形，砚面还保留着唐箕形砚的特征，即弧面形和折面形都有。但五代砚边墙较唐砚边墙矮，即砚式较为浅平。五代砚的砚底，逐渐不见了唐时的双足，而是以砚尾部内收的平底或抄手砚式的边墙足见长了。五代时陶砚出现花摺足工艺，有四足和圈足，北京故宫藏著名的十二峰陶砚就是此时期作品。晚唐、五代至宋，砚上峰峦起伏的砚式即“砚山”备受推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