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母亲九十岁了，身体虽说还结实，毕竟是高寿的人了，记忆有些模糊，对很多事都显得很漠然。然而，令她难以忘怀的是她的顶针，终日戴在手上，简直就是一件宝贝，可谓是爱不释手。说起顶针，年轻人就有些陌生了，因为它到底不像戒指那样受人青睐，它是用铝做的，用于缝补衣服的工具，上面布满了小坑，用来顶针的后部，以便穿过厚厚的衣物，故名“顶针”。
顶针，伴随了母亲的一生，也陪伴我度过了贫困的童年。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中国可谓是苦不堪言，那时，我们家七八口人全靠父亲一人挣工分糊口，干一年下来，除了填肚子之外已是所剩无几了。咬咬牙添一两件新衣服兄弟姐妹轮换着穿:哥哥穿着小了的留给弟弟妹妹们穿。穿破了的，补起来再穿，这样反反复复，一件衣服上面往往都是补丁加补丁。这些事情都要靠母亲戴着顶针来做。那些时候，母亲做针线时，年幼的我总是陪伴在旁边，我最喜欢的是把一枚顶针放在嘴里当糖玩，有一次不慎竟咽了下去，因为这事父亲还对母亲发了脾气。
除夕之夜，人们都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中，可母亲却更忙了，她不是给哥哥整整裤子就是给姐姐补补袄：在母亲心目中，我们的衣服该整理的地方太多了。当庆贺春节的爆竹声由远而近地响起来，把我从梦中惊醒的时候，我看到母亲在灯下戴着顶针正飞针走线，我才知道这个年母亲又是坐在煤油灯下度过的。人们习惯用千针万线来形容制做之艰辛，母亲在我们身上留下的又何止是千针万线？恩格斯说:劳动创造了人类，不曾想这话竟在一枚顶针上找到了诠释。
那些天，我几次试图把顶针从母亲手上摘下来，她总是推开我的手说：好留着做针线。母亲现在还喜欢做针线，做起针线来还是那么执着：先是把线捻了又捻，然后把眼睛眯成一条缝，拿起针对着窗户，一而再，再而三地纫，可总是很难奏效。每当这时，我总是不动声色地在一旁看，母亲发现了我，就会心地瞧着我笑，我于是拿过针和线，捻好，纫上，放到一边，然后大声说：吃饭了！于是叫来家人和孩子，大家一起吃饭。
三十天后，母亲去世，享年九十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