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桦
在电影戏剧圈内，不管老少，都管演员孙景路叫小孙。我想，个中缘由很简单，她待人像孩子那样真诚和热情，乐于助人。而作为话剧和电影演员，演技精湛、多面。上个世纪四十年代那些还健在的老观众，至今提起孙景路来，都还会津津乐道、赞叹不已！嗨！了得！京戏里的名角有过在一出戏里扮演两个角色，叫一赶二，孙景路在话剧舞台上也敢来一赶二。在同一台《日出》里，她既是陈白露，又是翠喜，这俩人物的性格天差地别，观众都看傻了。《原野》里的金子，硬是让她给演绝了！
我和孙景路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由于一部电影的合作而相识，一见如故。算起来已是六十多年前的事了。但她在最后岁月的一切我却一无所知。为此我深感内疚。首先是没想到一个最应该苦尽甘来的人，会因病过早地离开我们。加上那几年我正忙于接受批评，1989年元月她去世的时候，我恰恰又在国外。一直到多年以后我问到她的夫君、著名演员乔奇，才知道小孙的病情和去世的经过。乔奇曾经央求妻子做换肾手术，小孙执意不肯。她至死都不是一个利己的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我的第一部电影剧本《山间铃响马帮来》由上影建组摄制，一批从香港刚刚回到内陆的演员参加了进来，如大名鼎鼎的刘琼、韩非，在影片里都扮演了戏份很少的角色。当时，云南边疆工作和生活的条件非常困难，小孙一直保持着罕见的兴奋和快乐，她的真诚感染着全组，对于前来帮助工作的军人，她特别亲切。缝缝补补，洗洗涮涮，样样都干，使得战士们既惊讶，又不好意思。而小孙认为这是他们回归新中国的第一份工作，这是切切实实走上了崭新的艺术之路，合作得非常愉快。1955年春天我与王蓓的相识和后来的婚姻，小孙夫妇是我们的大媒。1956年冬天，我来上海结婚，除了身上的军装和一张军队准予结婚的介绍信以外，一无所有。第一次在上海进裁缝店是乔奇带我去的，新房也是他们夫妇借给我们的，那是一所他们为朋友代管的房子。让我惊喜不已的是，房里还有一堂现成的红木家具。喜上加喜的是卧室里摆着的一只洁白的花瓶，花瓶里插着两枝腊梅，很简朴，却非常温馨。
我当然知道，他们夫妇对我们如此热情，纯粹出自他们待人的一贯态度，源于他们本性的善良。小孙每次下厂、下农村劳动，都真心真意地、实实在在地做到“三同”，主动拆洗五保户几十年没有拆洗过、虱子成堆的被褥。很多人恐怕连看都不敢看。后来在一些政治运动中，她的这一切都被人指责为别有用心，受到残酷的批判斗争。为此，弥留之际她还在为自己辩护，她对乔奇说：“晚上梦见‘文革’中给人打，我不是那样，我不会那样。”在阶级斗争天天讲的年代，有些人由于出人头地或是自我保护的私心，很容易把友爱转化为仇恨和猜疑。这一点至今都值得我们深刻反省。
谈到小孙，让我想到另一位故人，他是电影《山间铃响马帮来》的作曲陆云。陆云在抗战时期就是一位音乐神童，写过一些脍炙人口的抒情歌曲。至今还有些老人会唱“布谷声声，田里水漂漂”。1949年夏天在进军两广的路上，我们兵团和粤桂边区游击纵队会师，陈赓司令员和边纵领导人会见的时候，提出要他们做出牺牲，支援大军。边区纵队的领导以为是要他们和我们兵团合并。一问才知道，陈赓司令员想要的仅仅是一个人，他就是作曲家陆云。陆云为电影作曲是第一次，第一次就得到1954年文化部的优秀电影音乐奖。他和我一样，因为工作关系和小孙相识，后来陆云来上海出差的时候，小孙同样给予了他很多帮助。但陆云是个过于敏感、过于内敛的艺术家。1957年“反右运动”并没直接反到他，他却由于恐惧和困惑，导致精神分裂。但从组织到周围的人们都不认为他是病人，而把他当做反动分子，开除了他的军籍和党籍。“文化大革命”流亡到上海，投靠一个和他相似的穷困潦倒的远亲。试想，一个没有户籍，没有粮票，衣衫褴褛，身无分文，神情可疑的人，经常突然出现在你的门前，你怎么办？我想，很多人都会由于害怕株连而心惊胆战，都会理所当然地闭门拒客。但小孙没有，她每一次都会悄悄留陆云吃一餐饭，并尽量塞给他几两粮票，一点钱。陆云因此才得以活命。在最艰难的时候，乔奇小孙的家被查抄和洗劫过多次，到了完全家徒四壁的时候，陆云这种危险的拜访仍然在继续，一直到他被强制遣返广东原籍为止。
九十年代初我收到一位素不相识的旅美华人从美国的来信，寄来陆云和我早年合作的一部歌剧残缺手稿。寄信人说，她是陆云在患难中的小朋友，是在汕头公路边玩耍时认识陆云的，那时她还不到十岁，当时陆云天天在公路边敲石子。这个小女孩，保留了陆云的一些遗物和关于陆云命运的一段记忆。她在信上写道：“陆云曾经多次向我提到一位叫小孙的人，您知道她是谁吗？”我回信对她说：“她叫孙景路，是一位很优秀的电影和话剧演员，不久前她已经因病去世了。”
2013年3月20日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