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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侵袭人们的健康,既是大自然对人类的一种挑战,也是大自然对人类的一种考验。连日来H7N9禽流感病毒的出现,使如何应对并控制公共疫情成为眼下人们最关注的热点。其实,瘟疫古已有之,早在殷商时期,中国已暴发过不止一次的公共疫情。从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人们已发现“疾年”、“雨疾”、“疾疫”、“降疾”等文字。所谓“疾年”是指流行传染病的年份;而“降疾”二字,则是指人们为控制、降低、减少瘟疫流行所做的各种努力……
最早的传染病医学隔离——
西汉时期汉平帝刘衎“民疾疫者舍空邸第”
中国古代公共疫情多发,造成的惨烈程度也是少有的。东汉末年的建安22年(公元217年),中原传染病大流行,曹植《说疫气》中形容,“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这种全家死光的现象,历代不绝。疫病如此频繁,中国古人并没屈服和绝望,甲骨文里的“降疾”二字就直接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古人积极采取措施,降低、减少传染病的发生。“隔离法”,便是有效措施之一,为现代广泛采取。
所谓隔离,就是划定区域,设置临时性专门场所,收容患者。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不少地方发生旱灾,并发蝗灾,随之暴发疫情。《汉书·平帝纪》记载,当时朝廷采取的办法是,“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政府在给灾民免费发药,提供医疗、救治服务的同时,专门腾出空房子来安置患者。
有学者认为,这种做法是中国设立传染病医院和实行医学隔离的开始。实际上,早在先秦时已出现了将传染病人隔离的现象,在《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中,秦国便有将麻风病人集中迁移到“疠所”居住的规定。
后来,南朝齐“六疾馆”、北魏的“别坊”唐代的“患坊”、宋代的“病坊”和“安乐坊”、明清时期的“养济院”,都是在出现公共疫情背景下建立起来的,除有养老院和专门医院性质外,也带有较浓隔离色彩。
隔离手段在古代军中尤其常用,史书记载最早的一起军中隔离,出现在东汉延熹五年(公元162年)。《后汉书·皇甫规传》记载,由皇甫规担任中郎将的汉军决定西征,进一步讨伐羌人时,“军中大疫,死者十三四”,所有感染官兵,统一安置到“庵庐”中。
庵庐,是为患者所设的隔离所。另一形式的隔离,是为健康人群设立。明末满清人入关前,正是烈性传染病天花大暴发时期。清皇室便曾设“避痘所”,供诸皇子外出避痘。崇德元年(公元1636年)及二年,又往都尔鼻城一带避痘,并规定若有疾病,在9日以内不准互相看望。
最简单易行的救治手段——
明嘉靖皇帝朱厚熜创制“济疫小饮子”治“疾疠”
在实行医学隔离的同时,提供免费医疗、医药服务,则是政府控制公共疫情的直接手段。这种手段,也是封建朝廷的树立“仁政”形象的需要,故称之为“赐药”。而且,在“赐药”的同时,还有“颁方”,这是中国古人控制和预防公共疫情的最实在、可靠的救治手段之一。
在中国古代,从南北朝时代,朝廷便有给民间免费提供医书、药方的做法。做得最好的朝代是宋代。著名的中医典籍《圣惠方》、《庆历善救方》、《简要济众方》、《集验方》、《四时摄生论》等所载的方子,都是北宋官府推荐的,其中有不少方子现代中医仍在使用。
南宋绍兴二十六年(公元1156年),都城临安(今杭州)发生瘟疫,时皇帝赵构(宋高宗)便推出了“柴胡制药”,这是一种类似现代中成药“柴胡饮冲剂”的成药,相当有疗效,“活者甚众”。
明朝嘉靖二十年(公元1541年)五月,京城暴发“疾疠”,嘉靖皇帝朱厚熜(明世宗)亲自检验、创制“济疫小饮子”方,散发给民众。
在东汉“医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中,收录不少防治疫病的药方。如“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治呼吸道感染及大叶性肺炎;“白虎汤”、“竹叶石膏汤”,治乙型脑炎和流脑;“葛根黄芩黄连汤”,治急性肠炎及细菌性痢疾;“菌陈蒿汤”,治黄疸及传染性肝炎;“白头翁汤”,治细菌性痢疾和阿米巴痢疾等等。
2003“非典”大暴发时,曾有中医用上述东汉药方改变而来的“白虎加人参汤”、“麻可石甘汤”等十多种中药方治疗过“非典”。
如何控制公共疫情的扩散——
唐文宗李昂“有一门尽殁者官给凶具随事瘗藏”
传染病又叫瘟疫,瘟疫最怕人的地方,是极易导致人口的成批、大量死亡。及时处理、掩埋遗体,也可以控制公共疫情的扩散、复发。
通行的做法是,由官府出钱出人埋瘗尸体,这一行为最具人性化。如唐代,在这方面便采取了不少措施和对策。
据《全唐文·文宗四》中“拯恤疾疫诏”条,大和六年(公元832年)春,自剑南(今四川境内)至浙西发生大疫情,李昂第一时间下诏,在安排官员去疫区查看,免费送医药的同时,要求“有一门尽殁者,官给凶具,随事瘗藏。一家如有口累,疫死一半者,量事与本户税钱三分中减一分。”
在宋代,疫病发生后,各个皇帝也都要积极救治、拯恤,《宋史·食货志上六·振恤》(卷一百三十一)中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载。一年京城大疫,北宋仁宗赵祯立即下诏,掩无主尸,赐给棺材:“一棺给钱六百,幼者半之”;南宋宁宗赵扩,在流行病发生时也曾向贫民及疫死的军人家属赐药、发棺殓费。
元末明初,传染病加上战争,“中原草莽遗骸遍野”。朱元璋(明太祖)刚当上皇帝,便指示中书省负责人,组织人力“悉收瘗之”。明成祖朱棣比其老子朱元璋做得更多,据《明太宗实录》,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曾安排人在当时北京城东的郑村坝一带,收集了10万具尸体,集体掩埋。虽然这些并非都是疫死,而多战争死亡,但对预防传染病的再暴发,无疑是有直接作用的。
在中国历史上,出于控制疫情的需要,甚至采取过激的非常手段,如活埋、活烧感染疫病患者。《新五代史·氏叔琮杂传》记载,后唐开国将领氏叔琮,当年带兵攻打晋人时,军中发生传染病,氏叔琮下令“病不能行者焚之”。不少患者惧怕被烧死,“皆言无恙”。
如何减少并预防
瘟疫的流行——
东汉张仲景著《金匮要略》
“疫死”畜肉“有毒”“不可食之”
当然,防止瘟疫最主要的手段,还是防预。现存最早、成书于先秦战国时期的中医典籍《黄帝内经》便称,“圣人不治己病,治未病。不治己乱、治未乱,此之谓也。”意思是说,高明医生不是等到病已经发生再去治疗,而是治疗在疾病发生之前,此即强调预防为主,这一观点是相当科学的。
古代医家均强调预防的重要,晋人葛洪《肘后备急方·治瘴气疫疠温毒诸方第十五》称,“一家合药,则一里无病”;并认为,“凡所以得霍乱者,多起饮食。”
那么,如何搞好防疫?中国古人最重视环境保护和饮食卫生,从保护环境、搞好个人卫生和饮食卫生两方面预防疫病。
保护环境、搞好个人卫生,除了临时应急手段外,不少都是以节日风俗形式,开展全国性活动,有的至今在流行。如腊月祭灶日家家会“除尘”,即家里家外大扫除;疫病多发季节的五月端午节,家家饮洒雄黄酒、艾叶酒、挂菖蒲、焚苍术,雄黄、艾叶、菖蒲、苍术这些矿物、植物均有杀菌抑菌、预防疾病的功效。
对传染病人穿过的衣服,古人也会进行“消毒”,明代名医李时珍生前已提到了用蒸汽消毒的方法。清贾山亭《仙方合集·辟瘟诸方》说得更具体:“天行时疫传染,凡患疫之家,将病人衣服于甑上蒸过,则一家不染。”
至迟在先秦时,人们已意识到家禽、牲畜与传染病的关系,虽然那时还没有“禽流感”的概念,但人与畜已分开,不能混住在一起,而是单独设“圈”。
也不能食用病死、被污染猪肉、牛肉等问题畜禽肉。到东汉时,不食死、病畜肉、鱼肉成为民间常识。当时的医学专家、中国古代“医圣”张仲景,在其所著《金匮要略·禽兽鱼虫禁忌并治第二十四》一章中所记,不少都是饮食禁忌:“肉中有如朱点者,不可食之”、“六畜自死,皆疫死,则有毒,不可食之”……
在预防传染病方面,中国古人最重视的还有对饮用水源的保护。水井即是中国古人保护饮用水源而发明的,古人还会给井加栏、上盖,以防止虫、鼠、人掉入。明徐光启《农政全书》中所谓“幂(盖)防耗损,亦防不洁”,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而井也是古人治疗和预防传染病的载体之一,必要时直接将药物投入井中,供大家饮用。
至于如今将大量病死猪畜扔进江河饮用水源内的事情,在古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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