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我们的”遗产

维舟

  1943年，盟军选择轴心国最薄弱的意大利开始西线反攻。这场战役最大的挑战并非来自不堪一击的意大利军队（他们遭遇英美联军时犹如“迎风撒糠”），而是如何在这个遍布文化遗迹的国度中“瓷器店里打老鼠”——既要消灭老鼠，又不能碰坏了瓷器。为此，盟军内部特别成立了一支极为特殊的部队：负责协调保护意大利各地文化遗产的古迹军官，他们兼有学者的学识和军官的职能，号称是“维纳斯修理工”（the Venus fixers），竭力使不可复现的文物幸免于炮火。

  这并不是一项轻松的使命。毕竟在激烈的战况中，多数军事指挥官最看重的是自己手下士兵的生命，炸平敌人藏身的房子（无论是什么房子）几乎被认为是战争中不可避免的事；更重要的是大部分官兵并不清楚哪些文物更值得保护——1944年的意大利城市几乎遍地都是老房子。古迹军官不但要争取高层的全力支持，协调战场上的动向，随着战线的推进不断更新需要保护的古迹，还要在它们一旦遭破损时组织人手加以修复。事实上，这是历史上首次出现这样的景象：一边要消灭敌人，一边要保护并修复敌方的文化遗产。

  其实，尽管轴心国被认为是“邪恶”的一方，但交战双方实际上都不敢公然背负破坏文化遗产的罪名。平心而论，双方都曾有大量普通官兵损毁、亵渎或破坏文物的举动，这也是为何英军轰炸卡西诺山修道院后，德国报纸立刻大肆报道，将之视为“破坏文明、伤天害理的罪行”——尽管在盟军方面看来这不过是“不小心炸毁这么或那么一丁点古建筑”。从盟军的角度来看，德国艺术品保护局在撤退时“抢救艺术品”更像是“偷窃艺术品”的掩护，但这也是事实：德军在从佛罗伦萨撤离时，即便没有交通工具和燃料供部队使用，却仍腾出车辆运走该城1/4的艺术品；德国军官还请求博洛尼亚大主教保管运来的大批艺术品，一名德国文物修复员及党卫军指挥官还冷静地保住了六百多件意大利艺术精品。

  这么说并不是要为德军翻案，事实上德军在二战时，摧毁“劣等文明”的文化遗产时从不手软，如华沙几乎全城都被夷为平地；但在意大利，德军和盟军这交战双方却都默契地放过了罗马。耐人寻味之处正在于此：为何英美盟军与德军都认为战火损毁意大利古迹是一种无法承受的罪孽？为何都认为破坏其遗产是“野蛮”而“不文明”的举止？答案或许正在艾森豪威尔1943年底签发命令时所说的一段话中：“如今，我们正在一个国家内打仗，这个国家曾对我们的文化遗产有很大贡献，这个国家所创造的丰富古迹，曾协助催生我们所属的文明。……我们必须尽可能尊敬这个古迹。”一名古迹军官也宣称“欧洲人是在这些古迹陪同下长大。从欧洲人初迈入童年起，它们就和欧洲人的生活密不可分，它们是从欧洲人的文化过去通往文化现在的有形桥梁。”

  概言之，“我们”保护这些古迹，是因为它是“我们的古迹”，与“我们现有的文明”紧密相连，摧毁它因而是不可饶恕的罪行。当然这本身也是一种新观念，在19世纪末之前，大部分文物古建筑更多的是因为人们的漠不关心才得以保存下来。严格的建筑保护观念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当时德国人的努力（尤其是1842－1880年间科隆大教堂的修复），相比起来，美国第一个主要修复工程——1928年开始的威廉斯堡工程，其效果是相当受质疑的。在二战之前，美国从未被视为在文物古建保护领域具有杰出的表现。但美军在二战中确实较尊重文化遗产，另一个原因是为了减少当地人的敌意。

  在那些与自身的文明较为疏远、且似乎不那么值得尊重的国家作战时，美军的行动就未必那么谨慎了。越南的顺化王宫，很多宫殿就在越战期间毁于炮火。更明显的是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当地许多古建筑和博物馆遭美军大肆破坏或因疏于保护而损毁——二战时盟军在意大利派警卫看守王宫文物，使其免遭劫掠；但在六十年后的伊拉克战争中，博物馆却未能享受与石油部同等的保护优先级，以至于美国一名文物专家为抗议中央司令部命令而辞职，称之为“不可饶恕”的错误。在考古学家们抨击这是伊拉克文物所遭受的“500年里最严重的文化浩劫”时，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却轻描淡写，称这不过是“足球赛后的疯狂”，耸耸肩不以为然地说“这种事情不可避免”，然后开玩笑说，他倒是没想到伊拉克还有那么多古董花瓶。

  为何如此？是美国变得更傲慢了吗？还是因为那些不是“我们的遗产”？不论如何，我们理应记住：战争向来是文物古建遭破坏的最大肇因，那些珍贵的文化遗产，乃是全人类的遗产，任何造成其破坏的军队，事实上都是不会得到后人原谅的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