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郁
我记得父亲的几件事，都与识字有关。
1976年秋，刚粉碎“四人帮”，我13岁。乡村里时兴写标语，我的堂弟大头在二伯家的外墙壁上写了一句标语，“打倒王张江姚”，结果他把“姚”字写成了“桃”字，于是我拿红色粉笔在“桃”字下面划了一条线，牵到标语外边，写上两个字“错了”，意思是“姚”字写错了。就是这一条线和这两个字，让我的童年度过了一个恐惧之夜（政治恐惧），以致我后来一直对政治保持着疏远的距离。我的叔父也就是大头的父亲，不知出于什么目的，走上十几里乡路，去公社告发了我，说我写了“反标”（反动标语）。不久，就来了公安的人，调查我，让我对笔迹，讲经过，之后还让我按手印。我的母亲吓得一直躲在房子里哭，不敢出来见人。不知什么人去通知了父亲，那时父亲正在几十公里远的地方兴修水利，听到这个消息后，连夜赶了回来。一向都会带一点吃的东西回来的父亲，这回两手空空回来了；一向笑哈哈的父亲这回却像霜打的茄子那样，垂下了头颅。我感觉父亲的驼背躬得特别厉害。我的父亲抱着头，唉声叹气，低低抽泣，整日整夜。后来是我远方的一个舅舅救了我，他当时正在公社武装部工作，他说一个小孩子能写什么“反标”，他就是想显能耐，指出一个字写错了，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就这样有惊无险地结束了。这是我父亲第一次领教文字的厉害。
1986年春，父亲过52岁生日的那天，他又一次遭遇到文字的打击。那时我母亲刚过世不久。那天，不知为什么，父亲突然从浠水老家跑到武汉来了，竟然还找到了我的宿舍。我从被窝里抬起头，父亲就傻愣愣地站在我面前。武汉的五月天乍暖乍凉的，印象中，我穿了一件灯芯绒的米色夹克，下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牛仔裤，这在那个年代应该算是很流行的一种大学生装。父亲穿了什么，已经不记得了。记得一张照片上有，但我翻遍了十几本相集，也没有找到一张父亲的。后来是怎么跑到黄鹤楼的呢？好像是我跟他说，为了修武汉长江大桥，就把黄鹤楼拆了，现在这个楼是新修的，刚竣工，值得去看一看。父亲就同意了。我带着父亲买了门票，进门后还买了一瓶健力宝给他，父亲很高兴。因为那个时候健力宝很贵，是一种奢侈品。可走了一层，父亲就有点索然，我则津津有味地继续看着那些对联、诗词和书法，乐而忘返。我带着父亲继续登楼。近两个小时，我们才从一条小道上出来。再后来，我就送他去汽车站。吃饭时，我点了一个虎皮青椒、一个酸辣土豆丝、一个爆炒鳝鱼，还要了两瓶金龙泉啤酒。父亲吃得红光满面的，高高兴兴地走了。后来我才知道，那一天是他的生日。现在想想，这真是有点残忍，一个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的农民，为了过生日，特地坐汽车赶一百多公里地来到儿子的大学，去看儿子，儿子却领着他去登黄鹤楼，看字画，讲书法，读诗词，一层楼、两层楼、三层楼地往上爬，这位父亲会怎么想呢？我不知道父亲当时是怎样想的，但这次登楼，父亲似乎从没有对人说起过。
第三件事是关于父亲去世后的债务。父亲是脑溢血突然去世的，等我赶到医院时，他已经不省人事了。医生让我咬他的脚后跟，说是要知道是你在咬他，说不定他就会醒过来。于是，我就下死劲咬，咬破皮了，咬出血了，父亲仍没有醒过来。我现在想想真是后悔，怎么那时就那么听医生的话呢？父亲去世后，我按照一些人的说法，出去讨债，据说父亲在外面做药材生意，赚了一些钱。可是现实恰恰相反，等我见到人家时，这些人好像都知道我父亲去世的消息，约好了似的，个个拿出了欠条，问我要债。那欠条上居然有我父亲的签字！字迹歪歪扭扭，不成笔划，不成字样，好像是被人摁住手腕写下的，旁边还按了手印。这字迹我认识，不用怀疑，以前我见过父亲写字。那是我母亲死后不久，一次夜深，我已经睡下了，父亲却突然把我叫醒，要我教他写自己的名字。我就起来教他一笔一划地写“何佑生”三个字。没想到，就那一次，父亲竟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然而，谁又能想到，这三个字居然是用在欠条上！欠条上的三个字，就像父亲一生都没有直起来的驼背一样，扭曲地站在我面前！我一下子想到了父亲的辛酸和艰难，想到了父亲不识字的痛苦和尴尬，想到了母亲死后父亲一个人的孤独，顿时，悲情难抑，潸然泪下。我老老实实地承认了这些债务。
父亲去世后，我偶尔回家（那时我在离家不远的一所学校教书），听村里人说，父亲认为我有一件事特别值得他骄傲，这就是母亲死后，我曾张罗着为他找老伴。父亲几乎是逢人就夸，说儿子有孝心，懂事，知冷知热，养得有益。我则无奈地苦笑笑。其实，我那时真实的想法是，找个人去照顾他，我就不用三天两头地往回跑了，我那时正一门心思奔事业呢！
我喜欢在村子里走动，或者到别的村子里去闲逛。人们对我指指点点，说，这就是佑生那个儿子，没想到那么调皮，居然考取了大学。印象中，村里没有多少人夸我，好像父亲也没有特别骄傲。可我张罗着为他找老伴的事，村子里的人却到处在言传，莫非考取大学这件事竟然还不如帮他找老伴重要？我的父亲到底对文字、对知识有着怎样的理解和拒斥？他最看重的还是世俗的人伦之乐吗？唉，对我这个大字不识的农民父亲，我真是没有多少了解。可天下的儿子，又有几个对自己的父亲是真正了解的呢？像汪曾祺那样，多年父子成兄弟，只怕是少有的。诗人王家新不也是在一首诗中表达了父子隔膜的无奈吗？诗人说，“一个年过五十的人还有什么雄心壮志∕他的梦想不过是和久别的∕已长大的儿子坐在一起喝上一杯∕两只杯子碰在一起∕这就是他们拥抱的方式∕也是他们和解的方式∕然后，什么也不说∕当儿子起身去要另一杯∕父亲，则呆呆地看着杯沿的泡沫∕流下杯底”。如果父亲还活着，他知道我如今天天与文字打交道，上课、听课、评课，读书、写书、教书，几乎没有一天离得开文字，我们也这样见面喝酒，他会不会也只是“呆呆地看着杯沿的泡沫，流下杯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