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常散步的公园紧靠城墙，平时游人不多，我习惯了这里的宁静。有天上午，人忽然变多，三五成群的中青年穿着红马甲，到处走动。出了什么事？没有事。他们拉起的五六条横幅，好像是什么文明活动日，这些人到这里来做“志愿者”，因为这是本地的“窗口单位”。看到志愿者比游客多，我便担心他们会骚扰不需要帮助的人。比如，他们会不会强行把我按下来替我测血压？会不会不由分说把我搀到马路那边去？我的担心多余，他们不过是在这里走一走，拍拍照。
因为来人实在多，原有的宁静被破坏了。两个中年人让清洁工停下清扫车，把扫帚交给一女子，女子作扫地状，让男子照相；然后男子作扫地状，女的替他照。接着又有几个佩红臂章的女青年过来，依次扶着清洁车，让同伴用手机照相。那个农村来的清洁女工让在一边，平静地看着他们轮流过瘾。——我被人们向往做清洁工的梦想打动了，我多么希望他们的梦想能成为现实啊，于是也掏出手机，把这些戏剧性的场景照了下来，留作纪念。后来才知道，是区机关组织的活动。
前些天则遇上一次新闻采访活动。十多个记者，三四人扛摄像机，有省市电视台的徽标，还有大概是纸媒的，拿着录音笔，围着“有关方面负责人”正侃侃而谈。小广场上有一溜共五大块展板，以前没见过，内容是介绍政府如何想群众所想、积极为群众服务的。展板背面好像也有人在看，奇怪，展板怎么会是双面的？转到后面，不禁笑了，原来是每天见过的那几个清洁工，充当人工柱子，双手撑着展板，不让它倒下。其实没必要，摄像机全都瞄准着那边的领导呢，没有人朝这个方向。
这边面对摄像机接受采访的是个身着园林制服的女工，三十多岁，眉清目秀的，但三年多以来，我从没在这里见过她。问一边的工人：“她也是你们组的？”工人眼睛看也不看我，低声说了个“不知道”。我想，可能不该问的，这不是明知故问吗？我这不是在给他找麻烦吗？
我折返时，采访还没结束。三个工人，一个拿着长竹竿，一个拿大扫帚，一个拿着大剪刀，无精打采地站在那里观望。一会儿，摄像记者过来了，拿大剪刀的立刻作出修剪的姿势，记者看也不看，嘴里说：“不要急，我还没对好呢。”修剪工空剪几下，因为那片树早已剪好，根本没得可剪的了。下一个是扫地工人，他的动作幅度比平时略大一些，估计记者只能拍上半身，因为地上没有几片树叶子。只一分多钟，三个人完成规定动作，散到一边吸烟去了。
他们若无其事，甚至不看镜头，没有一般人那样的不自在，像是比较熟悉这类新闻活动了。我对他们的淡定从容很感兴趣：他们是从什么时候起对此习以为常的？当他们能熟练地“配合”时，新闻便仅仅是一种活动了。
这些从乡村来到城市打工的农民，未必觉得做清洁工有多辛苦，而这里发生的所有的事，在他回乡时都会成为谈资。晚上，他们会指着电视上的新闻告诉乡亲们，这是怎么怎么拍的，人要怎么怎么摆，怎么怎么说，摄影记者是怎么怎么吆喝的。有朝一日，运气好的话，他们也当了“领导”，对在“微时”就操练过了的项目，必然驾轻就熟。
平心而论，这只是一次平常的新闻活动，平常到媒体记者，被采访者，被拍摄者，过路人，直到观众读者都心知肚明的程度，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人都习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