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杰作《史记》,堪称史学之经典、史家之绝唱,自汉以来,治史者无不奉为圭臬。汉以来历代评论《史记》者尤夥,而以明代学者何良俊的评论最为识见超卓,鲜明警拔,剀切中理。
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卷之五《史一》中评论说:“太史公《史记》,为历代帝王作十二本纪,为朝廷典章作八书,为年历作十表,为有土(有封地)者作三十世家,为贤士大夫作七十列传。其凡例皆以己意创立,而后世作史者举不能违其例,盖甚奇矣。《史记》起自五帝迄于汉武,盖上下二千四百一十三年之中,而为诸人立传仅仅若此。今观书中诸传欲去一人,其一人传中欲去一事,即不可得,其所谓一出一入,字挟千金,其藏之石室副(《史记》的复本)在人间,实不为过。”
有人认为司马迁对孔子不甚了解,不应为孔子立世家。理由是:“论道德,则孔子为帝王师,不当在诸侯之列;论其位,则孔子未尝有封爵,不当与有土者(有封地的公侯)并。”何良俊则认为:“是大不然!盖方汉之初,孔子尚未尝有封号,而太史公逆(预料)知其必当有褒崇之典,故遂为之立世家。夫有土者以土而世其家,有德者以德世其家;以土者土去则爵夺,以德者德在与在。今观自战国以后,凡有爵土者,孰有能至今存耶?则世家之久,莫有过于孔子者。《史记》又以孔门七十二弟子与老子、孟子、荀卿并列为传,则其尊之至矣,孰谓太史公不知孔子哉?”
何良俊对《史记》的评论,“举宏纲而撮机要”,“足以垂世立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