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到这个故事，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取道日喀则到亚东边防连采访的行车路上。那天清晨，曙色初爆，喜马拉雅山之巅的皑皑积雪被霞光染得像红鲤鱼般饱满，于是，车窗玻璃上便聚集着这样一群嬉闹的红鱼。公路两侧的地上也满是一簇簇跳动的火焰，一派雪里透红的壮美诗意！红日逐渐升高，把自己的体温留给了青藏高原。司机小马触景生情地和我说，每次看到珠峰的日出，就会想起一位藏族老阿爸苦恋阳光的酸楚故事——红日普照众生，可是在大山与外界、古老与现实之间游离的某些角落，总会有些人和再简单不过的理想，存在着令人隐隐发痛的距离……
喜马拉雅山脚下，有个不足10户人家的藏村，遥远，闭塞，根子是穷。几排简陋的藏式民房，沉默无助地塌卧在沟底的一块草坡上。挂在屋顶的经幡并不在意有多少人朝圣，只是在一点一点地消瘦着。刀劈一般直陡陡的崖壁紧凑地夹裹着村子，半崖的石缝间偶尔会有一两棵长不大的矮松提着蝙蝠似的双脚，冷冷地兀立着。远处的山泉悠悠而来，汇聚成一条细细的清澈见底的小溪，穿村而过。站在沟底仰望，天是一条线，白云压山低。村里很少有日晒，只有日行中天，太阳才十分吝啬地给沟底洒下几点冷冷的阳光。日照时间又极短，仿佛只是一晃而过。村民们盼阳光盼得心切，他们好像总能听见太阳在说话，但就是看不见。四季的脚步总以落雪相伴，雪花几乎是天上飘飞的流云；夏日的温热还没有照到沟底的屋檐下，山畔的小草转眼就被雪覆盖，时令已成了冬。从沟底攀到塬上，也就二里地吧，其实并不算长，问题是那路弯弯曲曲，像麻花拧在崖畔上，窄而陡，步步走险。村人出一次沟所经受的提心吊胆能让人疼痛上好些天。多数牧人只得在沟里窝着，没法出门——爷爷奶奶都这样窝着，爷爷奶奶的爷爷奶奶也都这样窝着。他们说，这都是命呀！四周的枯草已被牛羊啃光了，只能苦苦等待明年春天再次发芽。反正有一把青稞就能填饱肚子，有一堆地火烤着就能取暖。日子怎么还不是熬！
沟底村的牧民祖祖辈辈都在心里承受着一座沉重的雪山和一条深沟的双重傲视，他们心中的隐痛，只有当大山的积雪融化了，才能稍稍消退。村子原来的名字已经很少有人记得了，大家送给它一个表达心愿的村名：盼日庄。看到阳光成了村里村外人揪心的愿望。
住在沟底最深处的顿珠老阿爸尤其心烦意乱。老人70出头，他从娘胎出世就落了个跛腿，行动离不开拐杖。老人经常半跪在屋前的玛尼堆前，捋着一大把蓬满唇口的白胡须自言自语：“苍天大老爷，睁开眼睛看看我老汉这胡子吧，是不是因为见不着太阳才这么疯长疯白！”说着他松开攥着的胡须，任其散布胸前。之后，老人从跪着的十字路口站起，给玛尼堆又添上了一枚小小的石子。他希望玛尼堆快快变得高些，好让他能站在上面瞅到太阳。
阳光照进盼日庄，是在10年前的那个春天，崖畔的邦绵花闪出红艳艳花瓣的日子。一队金珠玛米赶着牦牛驮着帐篷在沟底建起了兵站，他们是修路的解放军战士。那条进沟出沟的百年老路，眼瞅着就有了三变：弯变直、窄变宽、陡变缓。冰川暖暖地消融，沟底村转瞬就天宽地阔。通路的那天，自然是顿珠老人新生的日子，一辆军用吉普车早早地就等候在老人的屋前，他走了出来——真的，他甩掉了拐杖，是走出来的！两个金珠玛米搀扶着他稳稳当当地来到汽车前，老人并没有马上登车，却弯腰从玛尼堆上拔起一棵小草，说：“明天，不，我希望就在今天，这棵陪了我大半辈子的小草，能长成一棵树！”战士马上安慰他说：“老阿爸，你放心，有了太阳，还愁沙子长不成石头！”老人就爱听这样的话，听着心里熨帖！据说，那天老阿爸坐着汽车上沟后在大路上开心舒爽地兜了好几圈。又过了一些日子，他坐着金珠玛米的汽车，还到了一趟日喀则。老人的兴致浓着哩，他说还想逛拉萨城，若是条件允许，甚至要上北京呢！一位终日难见阳光的瘸腿老人终于走进了春天！
两年后，我在日喀则办完事专程去盼日庄探望顿珠老人，不料他已在半年前因病离开了人世。在老人屋前，我看到了那根拐杖，一半埋进了土里。村民告诉我，拐杖没有枯萎，大家都在等待着它发芽！
（作者为军旅作家、总后文学创作室原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