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友人在网上传来一篇“甜姐儿”黄宗英于去年在上海华东医院养病所写的回忆录，读后令我大起感慨。今日青年们恐对“甜姐儿”这个名称生疏。在我的青年时代，“甜姐儿”是黄宗英成为舞台明星时的昵称。她在上海孤岛时期因为演出此剧，成为当时青年男女的崇拜偶像，粉丝不少。
我首先要感慨的是她对夫君赵丹临终时的描写。我们可还记得赵丹一句遗言：“管得太具体，文艺没有希望。”根据宗英所述，其实这句话是由她代替患重病的赵丹记述下来的，当时他已经不能写字。这篇遗言由宗英整理后，交与《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袁鹰，得以发表。
我于少年时看了电影《十字街头》后对赵丹的演技拜服，只可惜没机会与他会面。后来我听说他在“文革”中被江青一帮人关入监狱，长达5年零3个月。宗英所形容的赵丹后期惨况，令人断肠。
我与宗江宗英兄妹的相识最早始于上海孤岛时期。当时因上海的电影院已无进口美国电影，青年们把兴趣转向话剧。戏剧界在英租界有大光明电影院侧街的卡尔登戏院，在法租界有辣斐路的辣斐剧场。后来鼎鼎大名的导演与编剧如黄佐临、吴仞之、于伶、姚克；以及演员如石挥、韩非、乔奇、张伐、英子、莫愁、蓝兰、上官云珠等都在那时极为活跃。我托了弟弟乐山之福，也看到了不少名剧的预演，并与许多剧人相识。当时乐山因以“麦耶”笔名写剧评而闻名（年龄不到20），与戏剧界人士颇有来往。我想就是在那个时候与演出“甜姐儿”成名的宗英相识。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开始经常回国探访，也有机会在多种社交场合与宗英相会，她开始把我呼为“鼎山大哥”，其实我年轻时还是迷上“甜姐儿”的剧迷呢。
赵丹逝世，美貌的遗孀当然不乏有人追求，她最终还是挑中了丧偶不久的我的好友冯亦代。在抗战胜利后的两年中（我于1947年出国），我与在文艺界以好客著称、被人尊称为“冯二哥”的冯亦代相识，成为知友。当时自内陆回到上海的还有主编《世界晨报》的姚苏凤与名记者袁鹰等。在那两年中，我一面在《申报》当记者，一面替柯灵主编的日报文艺副刊写稿，并在沈寂主编的《幸福》，以及陈蝶衣、吴崇文（文宗山）等主编的刊物写短篇小说。我与乐山兄弟俩一时在文艺界甚为活跃，但是我们最亲近的朋友还是冯亦代、李君维（笔名东方蝃蝀）。
我于1978年（出国31年后）回国时，第一个热心来北京华侨饭店见我的友人就是亦代，也是经过他的推荐，我开始在他参加筹编的《读书》杂志写“纽约通讯”。当时他的夫人郑安娜尚在。安娜曾在战后的上海美国新闻处任职，后来也因此吃尽苦头。她患病逝世后，亦代孤苦伶仃。最终与宗英结侣，是乐山与我引为最高兴的新闻。遗憾的是黄宗英回忆录中，以赵丹之死为终，没有提起最后她与冯亦代的共同生活。两老终被疾病緾身，宗英由赵丹儿女照顾，在上海华东医院养病，亦代在北京由他的儿女照顾。
我最后一次回国时（2002年），《人民日报》著名记者李辉自告奋勇驾车让我去亦代家作最后会面，他躺在病床上，已不能言语，眼泪汪汪地瞧着我，我握了他的双手，也默默无言。李辉在一旁转了头。就这样我与亦代告别。现在宗英身在上海，我也无法交流。只能借此短文向她致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