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见习记者 黄纯一
学术创新的起点在哪里？华东师范大学日前举行的第二届中国思想史高级研讨班上，叶文心、王汎森、齐慕实（Timothy Cheek）、许纪霖等国内外著名学者齐聚一堂，为来自台湾大学、香港大学、威斯康辛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20余所大学的23名研修班学员们带来了精彩的学术报告和研讨交流。
“创新，可不是在一张白纸上画画。”许纪霖一针见血地指出，创新的前提应该是接续传统，学术创新应该在传统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在他看来，思想史研究也是如此，要知道学术发展的未来方向，就要了解学术研究的历史脉络。
在一场主题为“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讨论会上，几位学界名流都和后生们分享了学术传统的力量。
叶文心、王汎森、齐慕实这三位与会学者，恰好各自代表了一种学术研究的传统：任教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齐慕实教授毕业于哈佛大学历史与东亚语言学系，其“祖师爷”是著名汉学家史华慈；身为伯克利加州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的叶文心承继了汉学家列文森、魏斐德的学脉；而台湾中央研究院副院长王汎森则在普林斯顿大学时师承钱穆的学生余英时。
聊起师承，王汎森回想起了他的老师钱穆和余英时先生。余英时晚年在家讲课时，给王汎森留下的两个深刻印象：一是抽纸烟不断，二是讲“孔子周游列国不带护照”。而上世纪80年代末在普林斯顿大学学习期间，王汎森也曾受教于其时刚从耶鲁大学转去任教的余英时。
比较两位师长的治学特色，王汎森认为，虽然钱穆也读过很多西方古典著作，其中包括黑格尔的很多书，但他之所以研究思想史，还是受梁启超的影响最大，所以其思想史的治学特色主要还是“以人物为主”。相比于钱穆，余英时受西方现代学问影响更深，除了受教于钱穆之外，他同时还受到胡适和杨联升的影响。
在许纪霖看来，这就是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大家”背后的共同点——贯通中学与西学。作为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学者，他们同时具有丰富的西学渊源。“要对中国有深刻了解，必须有一个他者，作为思想背景中的对照。”
叶文心教授在伯克利加州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但她的博士后阶段，曾前往哈佛跟随史华慈进行研究。长期在美国治学的叶文心说，从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脉络上来看，“北美所有中国近现代思想研究的学院派，几乎都是哈佛的支脉”。
在叶文心任教的伯克利，有一个不成文的治学规矩：如果谁在学术研究上要有所成就，必须对导师进行批判性的继承，但同时，学生对导师始终都得怀有尊敬与景仰。与此相应，导师教导学生也有要求，不应只是让学生复制导师的观点，而是要培养学生创新的精神。
“所谓学术的传承，有时候是一种精神，一种在知识实践中形成的研究与学习的文化。”叶文心说，如果存在着一个“伯克利学派”，那这个学派的传统就是兼容并包。
而齐慕实的老师孔飞力曾说，“中国学”要变为一个独立的研究范畴,应脱离“亚洲学”。齐慕实感慨道，学术上的多元化是其师长们的一贯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