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秀
我这一生都在跟剧本打交道。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我们上译厂老厂长陈叙一就意识到译制导演应该是一个剧组的核心，要对整个影片的质量负责。所以在我厂不缺导演的情况下，就开始培养我们几个年轻的演员做导演了。我猜想他可能认为对我们这几个学生辈的导演，更便于提出他的要求吧。他要求导演要对剧本负责，不能借口不懂外文就推卸责任。他说：“你不懂外文，可以请教翻译，越是不懂的地方，越要多问几个为什么。”而且，他还会当众考你。越是人多的场合，他越会出难题：“请导演讲讲，这场戏是什么意思？”或“这句话的潜台词是什么？”如果你不认真钻研剧本，就要当众出丑了。
除了做译制导演之外，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做过多年口型员，这时就可学习别的导演怎么改本子，特别是老厂长怎么做本子。经过多年的工作熏陶，根据口型，把一句话加长或缩短，已经不算难题了。例如，日文的“お休み”，正好可以译成“晚安”。但是他如果说的是敬语“お休みなさい”，既可译成“祝你晚安”，也可译成“做个好梦”。像《华丽家族》中，我配的相子，是个野心家，她冒充皇族，把晚安说成“お休みなさいませ”，我们就说成“那就请您休息吧”。但是，日本观众一听就知道她在说皇族用语，而她又不是皇族，显然是在装腔作势。中国观众却无法从台词上了解这一点。所以我只好在配音时的语气上，带一点装腔作势来加以弥补了。
陈叙一厂长在我厂建厂三十周年的纪念会上说：“剧本翻译要有味儿，演员配音要有神。”这也是我们上译人毕生的追求。
但是，既要传达台词的意境，又受到口型限制。有些台词，哪怕挖空心思，也找不到最恰当的表达方法。以致我到今天仍然无法释怀。
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为上海电视台译制一部电视连续剧《格洛丽亚》。这是根据真人真事拍摄的。范德比尔家是美国豪门望族。范德比尔太太是一家之主(由美国三十年代红极一时的老演员蓓蒂·戴维斯扮演)。她的独子雷奇是个只会花钱、不会做事的公子哥儿。他看中了外交官的女儿格洛丽亚。外交官已死，没有留下任何遗产，可以说格洛丽亚是穷人家的姑娘。当母亲知道雷奇的女友姓洛克菲勒时，奚落他道：“她不是那个洛克菲勒家的吧？”她指的是美国大财团洛克菲勒家。儿子不满母亲对自己婚姻的挑剔，反唇相讥：“为了你，她要是就好了。”母亲回敬道：“你也该为自己想想。”暗指他的钱老不够花，更需要有钱的妻子带一份丰厚的嫁妆来。雷奇说：“妙词儿”。这句话的原文，是一句射箭的术语“正中靶心”。我问翻译为什么不直接用原文，或者用“一语中的”。他说：“口型说得下，你用好了。”雷奇的口型是中景，完全可以早点开口，偷两个口型。可是，后面还有一场戏。母亲说：“婚姻是人生的一件大事，不能闭着眼睛瞎撞。”雷奇说：“我不知道，有哪桩婚姻不是闭着眼睛瞎撞的。”母亲也说了句“妙词儿”。但是，母亲是一个特写，明显只有两个口型，说不下四个字。这么多年来，我一直认为“妙词儿”无法传达“正中靶心”所包含的信息。第一，射箭是西方贵族的运动，用这句术语，不经意中也介绍了他们的生活方式。第二，按原文的意思，他们不会直说“你厉害，我服了”，而是用那种非常绅士的语气，说那些互相挖苦的话。而“妙词儿”似乎没有原文表达得那么含蓄而恰当。可我也想不出更准确的译法了。这大概就是老厂长说的“剧本翻译要有味儿”的“味儿”吧。
还有一种，原文使用一种“约定俗成”的语言。如《金环蚀》中，议员神谷在议会上慷慨激昂、唾沫星四溅地演讲，一个记者问另一个记者“这是个什么人？”另一个回答：“火柴、水龙头”，幸亏翻译朱实从小就在日本学校读书，是个日本通，懂得它的含义“是个兴风作浪的人”。像这类语言，如果你不懂，靠查字典是无法查到的。就像上海人管说话东扯西拉的叫“开无轨电车”，字典上也是查不到的。
熟练的翻译多半会根据外文的节奏掌握中文字数的长短，也懂得要按剧中人物的身份、性格和彼此的关系，选择恰当的译文。但是有的外请的翻译，对这些便一窍不通了。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导过一部古巴影片《十八号封地》，影片说的是西班牙语。那时懂西班牙语的人还不是很多。找到了一个从小生活在南美的老华侨，西语是他的母语，但他完全不会用中文表达。他翻译的剧本让人根本无法看懂。只好让他用生硬的中文，一句句地解释给我听。有时，他说的中文，我还是听不懂，只好由我来猜，是不是这个意思？是不是那个意思？就这样像蚂蚁啃骨头一样，把这个剧本一句句地啃了下来。这是我第一次担任“编剧”。虽然那位老先生的中文佶屈聱牙，我到底还是弄懂了每句话是什么意思。因此，编的台词还算有根据。
还有一次，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们译制印度片《奴里》。这个剧本是英文的，这种情况倒也比较常见，那时东欧一些国家——捷克、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等国的剧本，往往都是俄文的，我们倒也习惯了。可《奴里》的英文剧本里，居然缺了一场戏，一时又找不到懂印度语言的翻译。我真是被逼上梁山了。只能根据前后的故事，去猜这场戏主要内容应该是什么。前一场，是巴希尔老爷说：一定要让尤索夫跟奴里结不成婚。后一场是尤索夫跟奴里说，他要进城去两天，替老爷办事。那么，缺的这一场戏，就应该是巴希尔老爷找借口派尤索夫进城的内容了吧。而且从后面尤索夫的一句台词里，我们也知道，老爷派他进城，是去要账的。这样，我们“编剧的”这场戏，也就八九不离十了吧。
我第三次当“编剧”，也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厂为一部天山厂的影片做后期配音。演员全是维族，说的是维吾尔语。他们没带维族翻译，来的导演、制片也都不懂维语。拍戏的时候，把汉语的意思告诉演员，演员都是即兴发挥的。所以汉语剧本跟银幕上演员的口型，可以说“浑身不搭界”。我问导演怎么办，他说“你编哪”。他们不熟悉怎么做口型本，编起来可能还是不合用。好像真的也只能我编了。这部影片的困难，在于汉语只有一两句话，维族演员却一说一大串。也不能一句话反复说，让观众感到台词重复、啰嗦。只能根据原片演员的神态、动作，以及画面上提供的其它信息，编出一些话来。而且还要通盘考虑人物之间的言来语去，不能光顾一个人的，编的台词太离谱，绕不回来了。后来我跟我们厂的副厂长开玩笑说，除了配音的加工费，还应该跟他们要一笔“编剧费”。
到了2004年，我们为中央台译制《基因之战》，我就已经是个有经验的“编剧”了。《基因之战》是一部中美合拍的电视剧，中国演员说中文，美国演员说英文，也没有英文剧本。外国演员的台词，也是根据中文意思即兴发挥的。譬如，莱恩医生领他的中国同事到他的家里来，解释他的家为什么装修得那么考究，原来的中文台词，只有“你们中国人只知道工作，而我们既要工作，也要享受生活”，而英文台词却有六、七句之多。他们正好站在一扇落地窗之前，我就加了“一天工作之后，我就常坐在这里，看着窗外的树叶飘落，夕阳西下，感受着大自然的神奇”（大意）。后来，他们的制片，看见我做的口型本上改得密密麻麻的台词，说道：“我从没看到哪个导演这样做本子的。这个剧本能送给我吗？”其实，不光是我，和我一起做《基因之战》的配音导演音像资料馆的李丹青，还有我们厂的译制导演曹雷，也都有这个本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