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的根基——汉字

□毕宝魁

国学犹如一棵参天的大树，文字便是这棵大树的树根，仁义便是这棵大树的生命和灵魂。我们今天在重新认识国学之不可或缺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华夏民族赖以流传五千年的文明是由文字——目前世界上惟一的表意文字系统汉字来承担保存和流传使命的。

文化传播的最重要载体是文字，中国文字的产生及其特点是构成国学的最深厚的根基。要真正接触古人的灵魂，真正理解国学的精髓，则必须理解古文字。每次学术思想发生重要变化时，也一定会伴随文字学的深入研究与传播。东汉后期发生古今文之争，许慎的《说文解字》便是应运而生的第一部文字学专著。王安石变法时也要对文字学进行一番新的解释，亲自著《字说》。清代乾嘉学派时出现的古文字研究热都可以看出文字的重要。可见要与古人思想接轨，便非要识字不可。我们先说文字的载体和流传情况，再概括介绍文字产生的过程以及中国汉字本身的特点。

中国的汉字适于永久性的流传。先不说字形和字体，只看传播文字的载体便可看出中国先民杰出的智慧。就现存史料说，最早的汉字是甲骨文，殷商时的知识分子把占卜的结果以文字形式用刀雕刻在龟甲或大块兽骨上，然后集中存放，可能是想用来验证占卜的准确与否，肯定也有长期保存流传后世的意识。其结果真的流传下来，致使三千余年后的人们从土里将其挖掘出来后基本还能认识，能读懂大体的意思，真是个奇迹。

流传至今最早的甲骨文是河南安阳小屯出土的殷墟文字，到现在已三千六百多年。这不但是中华民族的瑰宝，而且也是全世界的瑰宝，殷墟最近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便可看出其重要地位。西周时期，依然使用甲骨文，1954年在山西洪洞县首次发现西周甲骨文，其后在扶风、岐山两县间周原遗址也有发现，单字超过四千五百多个。（参见于省吾《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载《文物》1973年第2期）从现在考古学来看，最重要的依据依然是古文字。在诸多出土文物或墓葬中，只有看到文字才敢最后确定墓葬主人的身份以及相关问题，可见文字的重要性不可替代。

中国人历来有不朽意识，即使肉体死亡，也希望灵魂永生，希望自己的名字和事迹永载史册，于是便千方百计通过文字记录下来，并希望永远流传。在甲骨文之后，一些地位高的大贵族便把自己的名字和一些大事包括刑法等铸在青铜器上，这便是金文。因大型青铜器适合于铸造出文字的主要是钟和鼎，因此这类文字又称钟鼎文。最初的钟鼎铭文往往只有几个字或一两句话，到西周后期字数逐渐增多。成王时的令彝一百八十七字，康王时的小盂鼎三百九十字字，宣王时的毛公鼎三十三行，四百九十七字，是目前发现的最长的铭文。

其后，人们便把文字镌刻在石头上，所谓的勒铭、立碑、石鼓文均属此类。稍有地位和影响的人物死后一定要请名人撰写墓志铭并刻碑。诸如此类的举措，目的都是一个：永远流传。另外，用朱漆写在简牍上、用墨写在宣纸上等方式，也可以长久保存。近现代不断出土的竹简，敦煌保存的唐代人写的卷轴，都是一千多年前的文字，至今保存得依然清晰完整。

甲骨文也好，钟鼎文也好，石鼓文也好，只要是汉字，今人便绝大多数能够看明白，真的达到了流传的目的。我们中华民族能够比较有系统的连贯记载三千余年的有文献可征的历史，文字以及这种记载文字的形式是关键性因素之一。应当说，中国历史所谓的“分久必合”，汉字和汉语言的文化传承是重要的因素之一。2006年8月初公布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图表的创意便来自于篆字，其中许多图表真的很有篆字的神韵，可见汉字生命力之强大。

文字的产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里程碑，是文学流传下来的前提。没有文字便没有国学，没有国学便不会有五千年不断的华夏文明，文字才是国学的最原始的细胞，才是这棵参天大树的树根，因此，学习文字，保护文字，正确运用文字便是中国人永恒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