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不可能经历两次青春,所以青春显得弥足珍贵,也成为了古往今来作家们钟爱表达的主题之一。进入21世纪,青春文学成为了一个特有的文学形态,而且迅速火了起来,代表作家有韩寒、郭敬明、孙睿、明晓溪、春树、张悦然等。他们写作的题材、主题都与青春有关,例如韩寒写青春的叛逆,郭敬明写青春的忧伤,春树写青春的残酷……
近年来,青春文学依然是市场炙手可热的宠儿,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2年“开卷”小说类图书畅销排行榜上,青春文学占据前20席中的6席。青春文学作品在市场竞争中一路领先,但未必不是虚火过旺。它们之中能让人记住的作品却越来越少,当下部分青春小说只是在反复描摹少男少女之间的情和爱,题材严重同质化。青春文学要走出困境,真正实现转型,就需要回归文学本位,回归心灵,写出真实的自我。还要把关注的焦点从自我转向当下的现实,让人们看到青春文学更为广阔的天地。
青春作家先进入市场,后进入文坛
青春文学帮我们回忆青春,不断引起读者共鸣,这是青春文学长盛不衰的一大原因。2013年,电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及一系列青春片的热播,再一次唤起了观众的集体青春记忆,电影的好票房也带动了原著的大热,以青春为主题的文艺创作正在显示其强大的生命力和产业链的辐射效应。
以韩寒、郭敬明、张悦然为代表的“80后”作家的作品与“主流文学”有很大不同。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建军认为,一方面,他们比前辈们的“主流文学”更有自我意识,在表达自我意识和自我想象方面,顾忌和负担较少;但另一方面,他们的写作也很容易成为一种没有厚度和深度、没有历史感和社会性的写作。“80后”更懂得如何进行商业炒作,更懂得如何吸引眼球和注意力,常常借助新闻炒作和影视文化来提高文学的关注度和影响力;人们对他们的心理和生活充满好奇;“80后”读者群也比较庞大,这些都造就了青春文学的持续繁荣。
有人说这拨“80后”青春作家是先进入市场,后进入文坛的。青春小说在商业竞赛中获得了成功,但这并不等于文学上的成功。清华大学教授肖鹰表示,“文学与市场是非一致性的,不是对应的关系,也不是相反的关系。现在的青春写作被市场绑架了,被市场过度地模式化和定型化,从文学上来说并没有真正的建树。”李建军也认为,文学上的成功与市场上的成功的确是两码事,成熟的作家要按照文化的“超越原则”来写作,不能按照市场的“交换原则”来写作。
青春文学为何难以经典化
业内出现对青春小说质疑的声音:“过度商业化、在质量上参差不齐、许多作品流于小情绪小感伤”。李建军认为,以“80后”为主体的“青春文学”作家都比较自我,喜欢以极端、另类的方式叙写较极端的个人经验;他们笔下不乏犀利和尖刻,但缺乏社会性的批判指向和对历史的反思,缺乏博大的人道主义关怀;他们的写作有一种刻意的“耍酷”,缺乏一种成熟的写作态度和伦理精神。
这批“80后”青春文学作家是以新概念作文大赛的背景进入市场,新概念作文大赛善于瞄准市场,而不是去引导、提高青年的文学品位。于是,文学本身的价值被弱化,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群体效应。肖鹰认为,他们的青春写作是一种类型化、模式化、商业范式化的写作,题材是针对青春的,但这是一种很狭隘的青春。比如,韩寒的写作表现出一种似是而非的、所谓的青春反叛;郭敬明的青春文学则是非常市场化、类型化的,是一种伪青春。总之,当代的青春文学表达的是非理性、情绪化的、反叛化的东西。真正的青春没有出现,而是被遮蔽了,这些都造成了当代青春文学难以经典化。
对于“80后”作家的作品很难成为经典,李建军认为,这不仅因为他们的生活经验是封闭的、苍白的,还因为他们的写作技巧并不成熟,审美价值并不太高。虽然从代际更替的角度看,他们迟早会成为“主力军”,但除非他们介入现实和历史,除非他们赋予写作以更开阔的文化视野和更深刻的思想深度,否则他们很难成为真正具有主宰性和代表性的作家。
在转型中回归文学本位
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一些在市场上获得成功的青春文学作家开始透出转型意向,希望“从青春和梦幻的写作转向人性深处的探索”,为当下的青春文学开辟出一条新的出路。
“80后”作家落落一直擅长用华丽细碎的文笔描绘青春的美好与伤感,而近几年,她却果断转型,推出《剩者为王》系列,描述“朝九晚五”的都市女性生活,探讨当下热门的“剩女”现象。她不但从校园题材大步跨到职场领域,而且文字也有意脱离了以往的风格,变得犀利而独到。颜歌回归现实题材的长篇新作《段逸兴的一家》,蒋峰以传记方式探悉人生课题的“白色”系列中篇小说等创作,都表现出了对同类题材写作的超越,这些都是青春文学作家正在“转型”的例证。
青春文学应该是百花齐放的,肖鹰认为,郭敬明形成了对青春文学的一种职业性的导向,好像青春文学就是郭敬明,好像青春文学必须是一种全方位的、密集的、偶像化的塑造和扩散。当郭敬明被神化,变成一种准宗教化的东西,就会遮蔽和误导很多东西,所以我们要把郭敬明的谜解开,释放青春文学应有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肖鹰也表示,青春文学要真正实现转型,就需要这些作家回归文学本位,回归心灵,写出真实的自我。高度套路化、模式化只会限制青春文学的发展。肖鹰说:“在中外文学史上,曹雪芹的《红楼梦》,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都是青春文学的典范,它们能成为不朽的文学杰作,有两个核心价值:第一,是写出贾宝玉、维特的青春个性和特征心灵;第二,写出产生他们的青春心理的独特时代。美国小说家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作为后现代小说代表作,看似主人公退学后几天随意琐碎的流水账,却有内在叙事逻辑,深刻反映了主人公在上世纪60年代‘文化反叛时期’的心路历程。”
介入社会是文学的重要功能。李建军表示,青春文学要克服自恋和自大倾向,应该把关注的焦点从自我转向当下中国的现实,转向沉重的历史,要有揭示真相和发现问题的自觉意识,要有承担社会使命和文化启蒙的责任。从写作方式来看,青春文学应超越甜软的、做作的、扮酷的文体和修辞,要通过阅读古代及现代的经典作品,来吸纳中国文学的滋养,使自己的写作成为真诚、朴实、优美的“汉语性写作”。“青春文学”的前行路向只能选择“给予性”的、社会化的写作。
对于每个人来说,青春都是最美丽的时代,它代表了我们年少时的努力和成长。我们应该让青春文学回归文学本位,实现真正转型,让我们在青春文学中展现出更为丰盈的青春韶华,朝气蓬勃的生命力,看到更为广阔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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