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培军
《围城》中李梅亭的卡片箱里，有两件宝贝，其一是卡片：“一只只都是小抽屉，拉开抽屉，里面是排得整齐的白卡片，像图书馆的目录。……这些卡片照四角号码排列，分姓名、题目两种。”
按此必是借吕思勉事，以为“恶谑”。钱锺书先生在光华大学时，与吕思勉有过从，又吕为钱基博友人，彼此间往还甚密，自是熟知其事。据钱穆《师友杂忆》载：“诚之师（吕思勉）案上空无一物，四壁亦不见书本，书本尽藏于其室内上层四围所架之长木板上，因室小无可容也。及师偶翻书桌之抽屉，乃知一书桌两边八个抽屉尽藏卡片。遇师动笔，其材料皆取之卡片，其精勤如此。”
其实，吕思勉的著书法，也是本之古人，无可厚非。周密《癸辛杂识》后集：“余尝闻李双溪献可云：昔李仁甫（即李焘）为《长编》，作木厨十枚，每厨作抽替匣二十枚，每替以甲子志之，凡本年之事，有所闻必归此匣，分月日先后次第之，井然有条，真可为法也。”
又《杨文公谈苑》：“人言白居易作《六帖》，以陶家缾数千，各题门目，作七层架列置斋中，命诸生采集其事类投缾，倒取之，抄录成书。”（《说郛》卷十六下）白居易是大诗人，也早用了此法。
1948年，夏承焘见到《谈艺录》，在其《日记》中写道：“阅钱锺书《谈艺录》，博览强记，殊堪爱佩。但疑其书乃积卡片而成，取证稠叠，无优游不迫之致。”（《夏承焘集》第七册2页）钱先生的小说，挖苦别人做卡片（又在别的场合说：“时髦的学者不需要心，只需要几只抽屉，几百张白卡片，分门别类，做成有引必得的‘引得’，用不着头脑更去强记。”见《谈交友》）；钱先生的论著，又被人疑心靠了卡片。似乎一做卡片，学问就减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