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冲
大略说来,历史就是已经过去了的那些事实,历史观就是对这些事实进行辨析和认识的伦理把握。需要特别补充的一点是,历史的事实常常会有缺损,遇到这种情况时,历史观就显得尤其重要。
历史的事实为什么会有缺损,是个很复杂的专业问题,这里不多说了。不管它是有意还是无意,或者只是因为文化上的习惯,比如中国的历史经常不提供具体的数据,反正我们都得面对这个事实存在着种种缺损的历史。虽然严格讲,不完整的事实就不是事实,但你总不能因为事实不完整就从历史上把那段时间或那个事件抹掉。
你或许还记得那个“掌掴事件”。2008年10月5日,阎崇年在无锡市新华书店签名售书时,被安徽籍男子黄海清扇了一巴掌。黄想和阎讨论清史中的袁崇焕问题,但又不符合阎提出的条件,无缘“平等对话”,就进行了一次巴掌对话。阎先生提出进行对话的三个条件是:一是清史专业,二是在清史研究领域有学术专著,三是必须有参加国际学术讨论会的经历。这三个条件确实有点苛刻,尤其是第三条,但还是得承认它有一定道理。你不具备跟人家大致相当的专业资质,人家怎么跟你“平等”对话?比如人家跟你说到袁崇焕某年某日在某个奏折里有过某某言论,你却不知道这回事儿,甚至压根不知道有没有过这回事儿,那对话又怎么可能“平等”?然而,当时人民网公布的一个网上调查结果却显示:认为阎崇年该打的占91.9%,支持阎崇年的只有4.8%。打人的虽然不对,但挨打的确实该打。研究“历史”的人不多,专攻“清史”的人更少,但“历史观”却是人人都有的。网民们根据自己的历史观,不必了解多少历史事实也能做出判断,无论袁崇焕是不是忠臣、杀他的崇祯是不是昏君,都不是满清入关的理由,也不是明亡清兴的原因。清朝能取得并保持全国的统治权,不是因为它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或先进的文化,而是因为它在实力上的优势。袁崇焕本事再大,他一个人能起多大作用?宋高宗杀岳飞,是得到更多人认同的昏君杀忠臣的案例,杀了以后,南宋小朝廷照样偏安了150年。更有趣的是,在岳飞被杀96年之后,不是金灭了宋,倒是宋(联合蒙古人)灭了金。那也不是因为孟珙(灭金时的南宋将领)的本事比岳飞更大,而是因为金的衰落使双方的实力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
很可惜,历史并没有给我们提供这种实力对比的具体数据,但是我们的历史观“帮助”我们做出了这样的认识。如果历史总能提供这类数据,或许我们对赵构是不是昏君、秦桧是不是奸臣、岳飞的忠诚度有多高,也会有新的认识。靖康之变,国都失陷,两个皇帝当了俘虏,整个朝廷,包括它的行政系统和军事系统已经彻底崩溃。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仓促宣布即位,改元建炎,被金兵追着一路南逃,中间还经历了内部的政变,最后跑到海上。到建炎四年从海上回到临安,已经有了一个基本上可以正常运转的朝廷,包括相当有效的行政管理系统和军事指挥系统,在江淮一带与金人形成了军事上的对峙局面,并且很快平定了闽浙地区的动乱,并以此为开端,使宋祚又得以延续了150多年,称其为挽狂澜于既倒,应不为过。若说这里面赵构没起一点好作用,全是别人干的,他只是个坐享其成的昏君,谁爱信谁信,反正我不信。实际上正史也不是这样记载的,它只是我们历史课里的一种说法。对于那段时间的历史,正史中也记载了种种的政策选择和战略选择,但是到了历史课里,就只剩下了主战派与主和派两条路线的斗争,而且不做任何分析就认定主战派是爱国派、主和派是投降派。确实,历史短缺着当时实力对比的具体数据,但是,正确的历史观还是可以帮助我们做出基本的判断:刚刚从崩溃状态中安定下来的南宋,根本不可能具备足够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与金人在战场上一决雌雄。妥协是必要的,妥协并不直接等于“投降”；但妥协也需要筹码,战与和本身并无忠奸之分,关键是最高决策者得有足够的智慧在战与和之间寻找最有利的平衡。赵构做得好不好,可以见仁见智,但至少他使宋祚延续了下来,却是不争的事实。只要我们遵从正确的历史观,即“历史人物、历史事件都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对它们的分析和评价,也要从那些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对这些问题做出基本的判断并不难。
有意思的是,历史观虽然是一门严谨的科学理论,但是它的基本价值取向却来自生活常识,所以,即使没有受过多少理论训练,包括大多数普通人,往往也会有一种天然的、自发而非自觉的分辨力,倒是一些专业人士,反而表现得很糟。其中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完全忽视历史观的作用,认为只要遮蔽或改变某些历史事实,历史就会成为另外一种模样,不相信人们能够凭借正确的历史观识破这种掩盖或篡改。前些日子我读到过一句话,没有记下、后来也想不起、查不到它的作者和出处了,只记得好像是讲洪杨之乱的,尽管太对不起作者了,但我还是舍不得不把它记在下面:“千万不要回避历史,更不要奢望把罪行与罪人重新包装上市。”
(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曾任河北省作协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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