删注楚辞有真知

    万历二十八年，张京元中举，又四年，中进士，任户部主事，正式进入仕途。入仕后，张京元因“侃直不群”，为他人所忌，一直得不到重用。晚明社会的腐败、政治的黑暗，正直的知识分子已经边缘化。既然外部社会现实是如此的混乱和俗气、喧杂而危险，是如此的无奈，张京元遂把人生的重点转到文学上来，这一来反而进一步发挥了他的特长，使张京元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

    张京元著有《楚辞删注》、《寒灯随笔》等书。

    张京元在中国研究楚辞的学派中，属开宗立派的人物。楚辞的世界既博大精深，又令人神往！但是，楚辞的研究与研究四书五经、唐诗宋词相比较，不知要难多少。所以，国学大师姜亮夫说：“至于屈宋、赋家之学，既无古今、文字、学说是非，地也人也之辩，举不能以治经治史之方术绳之，故人之苟焉而已者，多欲染指尝一脔，而不知其难有倍于六经诸子者。”

    著名的楚辞研究大师周建忠也说：“由于时代的隔阂、事实的冥昧、文句的

    艰奥、词旨的婉曲，导致了疑义纷纭，久讼莫断。或囿于旧说，难脱藩篱；或游谈臆说，并无实据；或治丝愈紊，遂成死结。”

    为张京元《楚辞删注》作序的焦竑在序中说：“离骚惊采绝艳，独步古今，其奥雅闳深，难以遽测。”

    因此，面对这座隐在云雾中的高峰，好多人望而却步，“有能虚心求之者鲜矣”，不是高手是不敢走进这个“世界”的。

    张京元的《删注楚辞》成书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所谓“删注”，是删去王逸、朱熹两家的注文约十分之七，再加上一些自己的批注。张京元受明代后期解放思潮的影响，研究楚辞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他不做“遵用朱子之书说者”，而是“核者存之，谬者祛之，未备者补之，或辞意未惬，即出自大儒不难为之定正”。他把王逸以来影响很大的“讽谏说”，朱熹以来影响更大的“忠君爱国说”置于一旁，对儒家文艺观进行否定，所以，焦竑称赞他“令读者不主故常，而得作者之本旨，君诚独得其解，而非随人以为妍媸者已”。

    张京元在《九歌·序》中说：“沅湘之间信鬼，好祀，原见其祝辞鄙俚，为作九歌，亦文人游戏耶，散怀耳篇中，皆求神语，与时事绝不相涉。旧注牵合附会，一归怨愤，何其狭也，今悉为正之。东皇等名，皆楚俗所祀神。”张京元认为《九歌》只是用以散怀的“游戏”之作，并无寄托。因此，“逸（指汉代注释楚辞的权威王逸）注牵合附会，悉归怨怼，几失楚人面目。”

    王逸认定《九歌》是屈原放逐沅湘时期所作，因而在《九歌》注解中不但蕴含了屈原的情绪体验，而且也包括了王逸自己的兴寄思想，即通过“讽谏”表达忠君爱国。王逸之说对后世影响很大，在宋代洪兴祖的《楚辞补注》和朱熹的《楚辞集注》中分别得到发挥，如洪兴祖言《云中君》：“此章以云神喻君，言君德与日月同明。故能周览天下，横被六合，而怀王不能如此，故心忧也。”

    近年来，随着许多考古的新发现，学者们以出土文献研究楚辞，取得了不少新成果，如1978年湖北江陵天星观一号楚墓竹简，其中的有些祭祀对象就与《楚辞·九歌》祀主相同，《九歌》中诸神在郢都大都出现，这就否定了屈原只有流放到沅湘时才能见到这些祀神歌舞的成说。今日越来越多的学者赞成《九歌》的创作时间应该在楚怀王执政的三十年之内，出土文献的部分资料起到了有力的辩证和推动作用。王逸、洪兴祖和朱熹认为《九歌》作于屈原晚年流放于沅湘时期的说法，也就是所谓的“屈原放逐说”逐渐失去说服力，从而证明了张京元注释楚辞的预见性、科学性和正确性。

    对于前人多有阐述的“四书”，张京元不是照着孔孟说，而是接着孔孟说，得其志趣之所向。故郭一鹗称赞他：“无始随笔而记四书，书不必尽说，说不必尽阐，阐不必尽强，合千载之全晤，言于一室之内”，“以其余绪妙析奇旨，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

    （作者为退休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