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 本文是著名学者钱理群教授在《北大回忆》一书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经钱老师授权,本报全文刊发,以飨读者。 张曼菱(《北大回忆》作者)在书中提到,我们1978年到北京上学,在火车上相遇。当时的情节我想用一句话描写,我是远方游子,回归精神家乡。当时我们对于未来都有许许多多的梦想,现在弹指一挥间,几十年过去了,我们已经两鬓斑白,我更是垂垂老矣。曼菱为了纪念逝去的岁月,献出了她的《北大回忆》。我没有曼菱小说家的惊人的对于细节的感悟力和记忆力,我更擅长于学者的思辨,所以只能说一些读后感。 我读这本书最感兴趣的,是其中丰富的、让人应接不暇的细节。这里还要补充一句,大概是因为这些年曼菱一直在从事西南联大历史的研究和记录,她又练出了一副学子的好眼光,因此她既敏锐地抓住了细节,又能够穿透细节,挖掘出其中更忠厚、宽广的历史内容。这就使她这本书具有生动感人、启示人的风采,同时兼有文学与历史的双重品格与价值。 今天时间有限,我不能全面地展开由曼菱的书引发的许多思考,我只能谈谈书中的一个细节以及我对这个细节的解读。曼菱在书中写到与朱光潜先生的一次校园奇遇。上世纪80年代初,曼菱在北大的未名湖畔捧读朱先生过去的著作,一位老人不以为然地说,这本书里没有多少他自己的东西,你最好直接看英文原著。当得知这位老人就是朱光潜本人时,曼菱大叫:“唯我北大朱先生也!”我读到这里也是震惊不已,以后的数日内脑海里一直回旋着朱光潜先生的这句话。 仔细想来,我的震惊有三个方面。第一,朱先生说的是老实话,这道出了那一代学人的悲剧命运。刚才说我们这一代是悲剧,在我看来他们那一代也是一个悲剧。这些年人们很喜欢自封或者到处封大师,但是我一直认为,现代中国无大师,原因就是朱先生所说的,即使是成就最高的学者,也没有多少他自己的东西。而原创性正是成为大师最基本、最重要的条件。曼菱书中提到的朱光潜那一代前辈,就其学养和精神境界而言,完全可能出大师,但是他们生不逢时,在上世纪30年代小试锋芒以后就遇到了战乱,接着又是连续30年的思想改造。到80年代可以坐下来做学问了,但是岁月不饶人,且元气大伤,已经无力再建构自己独创的思想体系,这真是千古文章未尽才。但是,他们还保持着清醒,而且有勇气正视自己的不足。 朱光潜先生让人感慨之处,不仅仅在于他的自知之明,更表明他心中自有一个学术高峰的标准,但是今天再也没有也不会出现朱光潜了。你看看那些感觉始终良好、不断吹嘘自己却根本不知学术为何物的学者们在这里霸占着中国的学术界和讲台。我对北大学生的批评听说网上传得很广,其实我心里还有一句话没有说出来,今天的北大老师里面,我看也有不少的。朱光潜那一代的学生就是我们这一代人,我曾经反省自己的知识结构、精神结构的缺陷,自嘲说我们这一代人实际上是属于没有文化的学者、没有情趣的文人的一代。再看看现在我们的学生辈,据我的观察,他们在知识结构上显然比我们合理,在具体的专业研究领域可能已经超过我们,但是总体来说,他们似乎都存在一个在学术和精神上精细有余、大气不足的缺陷。也就是说今天的北大学子在漫步未名湖时,已经再也不能像当年张曼菱那样奇遇朱光潜了,这是让我感到震惊的第二个方面。 许多人在谈论今日北大的衰落以至堕落,体制的弊端当然是主要原因,但是不可忽视的是教师队伍素养的总体下降。这和体制文化相关,也可以说体制与队伍问题的交织是我们今天最应该引起注意的。这里还要顺便谈谈北大的学生问题,今天的未名湖畔不仅没有朱光潜,也没有张曼菱。前面说到,张曼菱当年是把北大当做精神圣地,而今天相当多的北大学生是把北大当做以后成为人上人的阶梯,是往上爬的阶梯。不知道曼菱和在座的朋友们是否知道北大一个新典故,一个北大的人告诉我的。就是大家熟悉的、曼菱书里深情描述过的北大西门口那个小金水桥,今天已经被络绎不绝的参观者称为“状元桥”,朝进北大门,暮登天子堂,和我们以前的梦想已经大不一样了,这也是我们必须正视的现实。 朱光潜先生当年让学生超越自己,曼菱的书里记录了那么多的前辈对她特别的关爱,在我看来,这关爱并不止是对张曼菱一个人,是对上世纪80年代入学的那一代人。当时大家都期待,这一代人能够冲破藩篱,创造中国知识分子历史的真正辉煌,期待在他们中间能出现文学大师、学术大师、思想大师,张曼菱等恐怕也是这样自诩的,他们当年表现出来的才华和精神气质也让人感觉到大有希望。今天已经是30年后了,我们可以来做一个历史的主角,我们在充分肯定这一代人也包括张曼菱本人所做的具体努力,获得杰出成就的同时,也必须正视一个基本的现实,他们依然像当年朱光潜自我反省的那样没有多少属于自己的东西,依然没有出现大师,依然是千古文章未尽才,这就是我最感震撼的地方。 我们就必须追问,这是为什么呢?朱光潜们是因为战乱,因为思想改造,那么张曼菱们的原因在哪里呢?这难道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宿命吗?我就把这些问题留作以后不断的思考与讨论。 (本文作者为著名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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