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

莫理循笔下1894年的中国

---

　　□曾子炳
　　又逢甲午年。人们对发生在1894年的中日甲午之战进行了多方位的反思，但大多是从政治和军事的角度着眼。而1894年的中国以及中国人真实的情况是怎样的？莫理循的《1894年，我在中国看见的》可以提供一种视角。
　　现在讲莫理循是澳大利亚人，但那时澳大利亚是英国的殖民地，莫理循是拿着英国的护照在中国旅行的。1894年2月，莫理循由上海动身，先是坐船沿长江西上，到四川后主要循陆路徒步穿越四川、贵州和云南到达仰光。这本书基本上是他旅行的真实记录，可谓再现了当年大半个中国以及中国人的状况，其中也直接谈到甲午战争。
　　莫理循在“引言”中提到自己曾乘坐的中国商船船长后来被委任为“科星号”运输船的高级官员，然而这艘没有武装保护的船在战争未爆发之前，“就被日本的炮艇摧毁了”，可见日本发动战争是有预谋，且有先兆的；但是在这本书中莫理循没有记录中国人有关中日之争的任何言论，在他的书中也感受不到丝毫战争的气息，当然这可能主要和他在中国中西部旅行有关，主要接触的是民间社会和一般百姓。在这场影响中国命运的战争前夜，中国的民间社会对之竟然浑然不知。
　　在旅行中莫理循尤为关注中国的军事设施和军队的状况。在他眼中，中国很多军事要塞处于半荒废的状态，士兵的装备老旧，而军队普遍存在着腐败、吃空饷的现象，从中也一点感受不到大战将临的战备气氛。他在“武装力量”中谈到中国军人的战斗力时说：“他们喜欢回望而不是前瞻，他们活在过去。祖先用来征服亚洲绝大部分地区的武器已经不适合应对今日的战争了，但是他们不愿意相信。如果日本强迫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那么也不会促使中国进步。日本在中国所取得的军事胜利如果施加在任何一个国家身上都会对该国产生影响，但在中国却没能产生影响，……除了临近战场的地方，除了官员们，中华民族对战事是无知的。”他并预言：“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会有麻烦，极大的麻烦。”这可以看作他对甲午战争的感受和认识，而他的这种感受和认识现在看来依然令人警醒。
　　我还注意到书中描述了那时中国社会各个阶层都吸食鸦片。这也是莫理循所强调的中国的悖论和矛盾之一：法律禁止种植罂粟，但人们却沉迷于吸食鸦片。因此李鸿章在1881年5月24日给英国禁烟协会秘书长斯托尔斯·特纳牧师的信：“尽管皇家不断发布律令，立法严禁种植罂粟，但是一些中国地区肯定还是会偷偷种植罂粟的。”被广为征引。
　　而那时中国的海关大多为外国人把持，莫理循感叹到：“中国海关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的海关都公平、开放，……单就长江沿岸的海关负责人来说，上海海关是一个奥地利人，九江海关是法国人，汉口是英国人……重庆是德国人。”中国的海关由外国人来把持，对中国来说是莫大耻辱和损害，但莫理循却认为这样“公平、开放”，显然是其作为外国人的眼光和立场决定的。
　　莫理循回顾自己“从上海到八莫的旅程总共花费还不到20英镑”，这还包括他购置的一套中国行头。若算上他在中国买来的金银和一些古玩转卖所得，这次旅行或许有所盈余，因此他说：“毋庸置疑，穿越中国的旅行是世间花费最少的旅行。”然而他这次旅行先是雇船，后来是雇苦力，单是从重庆到八莫的陆路距离1520英里，总共走了100天，就先后雇了十几位苦力。这些苦力背负着数十斤的物品日夜兼行，所得甚微，大概十几天每人能得二三两银子，不包括吃用，而最后的三位苦力在回程的路上有两位病累而死。而在莫理循旅行的途中官府还多次派差人或是士兵护送，此中花费不知多少，难怪他认同曾穿越西藏的旅行家柔克义在1894年4月的《世纪》上所写的在中国行途中的感受：“我对中国人……没有一句怨言。他们总是非常机警，脾气一直很好，总是对我照料有加，总是竭尽全力让我觉得舒适……”
　　读完这本书，我回味着其中所描绘的中国人的当时的性情和行为模式，感慨颇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