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士作风与文化传统（附照片）

——由张伯驹的“诗钟”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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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锦
　　张伯驹身为贵胄公子，又兼之以风流名士，想不出名、不成功都难。刘海粟就说他：“丛碧词兄是当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峰。从他广袤的心胸，涌出了四条河流，那便是书画鉴赏、诗词、戏曲和书法。四种姊妹艺术互相沟通，又各具性格。堪称京华老名士，艺苑真学人。”（楼宇栋《尘劫难移爱国志（张伯驹集代序）》）但是，如此溢美之辞肯定会让不少人不服，认为他的收藏和学戏是靠了财力，诗词和书法是靠了吹捧，总之他的出名和成功是因为——“有钱真好！”
　　不能不说，这种不服的心理是有道理的。试想，不是因为有钱，谁能收藏得了《平复帖》《游春图》《韩熙载夜宴图》这样的国宝级书画？谁又能让孤傲的余叔岩教给他京剧余派艺术的不传之秘？平心而论，张伯驹的诗词、书法，水准都够不上一流，一般人也能达到，但是远没有他那样的大名。
　　随着张伯驹的去世，随着他的著作渐渐难以求得，那些溢美和不服也都变得模糊了。张伯驹，究竟是神物，还是神话，也没多少人弄得清。最近，捧读上海古籍出版社《张伯驹集》，给了我反思“张伯驹现象”的机缘。
　　一页一页读着这部书，我总是在想，张伯驹究竟留给这个世界什么意义？
　　身为贵胄公子，他不用考虑生计，一切可以率性而为。而他从本性上，留恋着中国旧式文人的一种情趣。这种情趣，原本作为圣贤之学的调剂，后来成了流连游戏的名士作风。张伯驹没有任何后顾之忧地沉醉在这样的名士作风中，并以此对抗过八旗子弟的骄淫，也以此对抗过现代市场的庸俗。但最终，失败在历史不可抗拒的车轮之下，留给我们一个落寞的背影。
　　围绕这个背影的一切溢美和不服，也都成了过去。这时，忽然发现，已经沉沦在现代市场的庸俗之中的我们，开始渴望那迥不可及的名士作风了。那种流连游戏的人生态度，也许是拒绝人性异化的自然渴望。亚里士多德看到“闲暇”对于纯粹学术的意义，而这名士作风对于真实人性的意义也与此相近。
　　终于明白，那些溢美并不全出于“有钱”的因素，其实是对于真实人性的无限留恋。而那些不服反倒显得多余，因为张伯驹那样纯粹的名士作风，绝不是“有钱”二字可以了得。
　　这，也许就是张伯驹的意义？在这个反思下，《张伯驹集》就有很多值得挖掘的东西了。我却看中了其中一个最不起眼的，就是张伯驹很喜欢玩的酒令游戏——分咏诗钟。
　　所谓分咏诗钟，是将随手拈来的两个意义完全不相干的词语，作为主题，完成一副七言的联语。因为，“拈题时，缀钱于缕，焚香寸许，承以铜盘，香焚缕断，钱落盘鸣，以为构思之限，故名诗钟，即刻烛击钵之遗意也。”（张西厢《闲话诗钟》）在这个时间内，做不成或做不好，就要罚酒。这个诗钟的做法，很像江西诗派的写诗方法。黄庭坚称之为“点铁成金”：“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答洪驹父书》）什么意思呢？说白了，就是用古人的现成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意思，但绝不用那些语言的本来意义。
　　清代人读书比宋人更多，用这种方法写诗就更加得心应手了。晚清才子易顺鼎尤其擅长这种诗法，他的《韩侯钓台咏古》：“生侯谁？一漂母。杀侯谁？一吕后。英雄生死不关天，都在区区妇人手。”咏史的背后一定有易顺鼎自己的悲慨，但他却不着一言，只将两桩相反的事件置于一处，英雄面对命运时的无奈，就已经淋漓写出。其实仍然是“点铁成金”法的变相。假如没有自己的悲慨，这个诗法就成了纯然的技巧，也就是游戏。诗钟，就是这样的产物。
　　张伯驹那流连游戏的名士作风，却正好在诗钟上得到尽致的发挥。他自己就说：“余好为分咏诗钟。”（《素月楼联语》）尽管张伯驹的诗词、书画水准都够不上一流，但在这个分咏诗钟上，他堪称古今一人。在《素月楼联语》和《春游琐谈》里，张伯驹记录了很多同僚的分咏诗钟，在其中，他绝对是佼佼者。张伯驹似乎才情过盛，更喜欢把集句这种难度极高的方式叠加在分咏诗钟之上，这里列几个有趣的例子：“主人不在花常在，世事何时是了时。”（废园·月份牌；集钱起、张继句）“昨夜秋风今夜雨，一人女婿万人怜。”（落叶·驸马；集卢纶句）“人面不知何处去，狂心更拟折来看。”（连鬓胡子·牡丹；集崔护、方干句）“刻意伤春复伤别，不惟烧眼更烧心。”（杜牧之·白干酒；集李商隐、李绅句）“新鬼烦冤旧鬼哭，他生未卜此生休。”（庸医·卜者；集杜甫、李商隐句）“好向中宵盛沆瀣，安能辨我是雄雌。”（尿壶·美男子；集陆龟蒙、《木兰辞》句）这样的游戏水准，说是“古今一人”，恐怕不过分吧！
　　这诗钟游戏，只是张伯驹身上多面光芒的一道，也许是最亮的一道吧，但把这个公子名士的精神全显现了出来。只不过是个酒令游戏，却自有深厚的文化传统；沉浸在二三知己的自娱自乐之中，却不管旁人是不是理解；由此远离现代市场的庸俗，却不管自己可能被历史所遗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