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氏获奖消息传来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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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鸣九
　　对于一个实力充足、财政殷实的国家，是否所有的文化建设项目都应该赚钱？如果赚不了钱，是否就没有继续存在的理由……带了这个问题，到了这天的晚饭时分，我就迎来了纷至沓来的采访电话，对不起，在和媒体记者的应对中，这个心情不爽、满口又塞着饭菜的老头子难免也带了一点大牌影星式的不耐烦与不配合。
　　
　　10月9日傍晚，我正在吃晚饭，电话铃响了，因为我家座机号公开的程度连我自己都想象不到，所以，我经常关机，但在晚饭前后，朋友们都知道可以找到我，这个时段的电话不能不接，于是满口饭菜拿起了话筒，原来是媒体的采访电话，事由是：莫迪亚诺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记者的问题很“原始”、很简单，但回答起来很费口舌，为什么莫迪亚诺获得了诺贝尔奖？满嘴食物要回答这么空泛的问题，着实不易。
　　坐下没吃几口，电话铃又响了，因为这个时段，对我的座机来说是上班时间，我非接不可，又是一个采访电话，事由又是：莫迪亚诺获诺贝尔奖了……就这样，短短的半个多钟头，电话铃响了六七次，每次都是采访电话，事由都是莫迪亚诺获诺贝尔奖了。六七个电话来自不同的媒体，不同的网站，不难看出，9日这一天的傍晚，中国的新闻界为了莫迪亚诺忙得不亦乐乎，高度紧张地在探询、在打听、在采访……我也就被拽着顾不上吃一顿正常的晚饭。
　　其实，纷至沓来的这几个电话采访所提的问题都是简单的、ABC的、起码的、“小儿科的”，如果采访者略微动一下手，去查查基本的资料，他们就不难知道莫迪亚诺是何许人也，他的主要作品有哪些，他的文学风格有何特点，他的文学成就怎么样。对此，不止一个采访者答曰：我们找不到有关的资料啊，很多文化人、作家都不知道莫迪亚诺是何许人呀。这就奇了怪了，采访者都是来自大媒体、大网站，这样的新闻单位、这样的文化机构总应该有一个像样的资料室吧，总应该很容易找到像样的图书馆进行一点查阅吧。要了解莫迪亚诺其人其作，并非难事，甚至可以说是举手之劳的事。开卷有益，而不去开卷；想要开卷，又无卷可开；或者想要开卷又无开卷之地……于是，采访者、宣传者就拿起电话筒拨通某一个电话，也不管通过电话是否听得真切，就这样以“道听途说”的“只言片语”为根据加以宣传报道，一场热热闹闹的莫迪亚诺新闻节目就要出台了。什么都图个快，什么都图个热闹，什么都图个简便省事，这样底气发虚的热闹对一个文化昌盛、文化繁荣的社会来说，总不是正常健康的吧，照我看来，这便是浮躁。
　　莫迪亚诺，法国当代作家也，1968年发表第一部小说《星形广场》，此后成功之作不断，主要有：《夜巡》、《魔圈》、《凄凉别墅》、《户口簿》、《寻我记》、《一度青春》、《初生之犊》、《荒凉地区》、《往事如烟》等等，在法国国内，多次获奖，龚古尔文学奖、法兰西学院小说奖等文学大奖他都拿过，用中国话来说，他早就拿奖拿得手软了。
　　个人档案：长得帅，风流倜傥，称得上是一个美男作家，年少即登上了文坛，21岁成名。
　　文学特点：才华横溢，光华外露。文句短促精练，然而却很有含量、很有弹性、很有表现力、很是传神。小说写得都很引人入胜，情节往往扑朔迷离，具有悬念，所构设的生活形象，既具情趣，又有寓意，甚至有深邃的、严肃的哲理。这些特点使他成为新寓言派的一个代表人物，与米歇尔·图尔尼埃、勒·克莱齐奥同为这个流派的三大巨擘。
　　新寓言派，请记住这个名字，它几乎可以说是法国二十世纪文学最后的一个最出彩的节拍，历史将证明，这个文学流派一定是值得法国人骄傲的一笔精神财富。
　　他一直是我所特别喜爱的作家，我喜爱他在情节框架上对扑朔迷离情趣的追求与在思想内涵中致力于植入空灵飘忽、却又亲切可感的寓意，欣赏他那种探询、查找、追求式的叙事构设与他关于人存在悲怆性的哲理的水乳交融，以致达到了现代人寻找自我的悲怆史诗的格调。这样一位作家，既能引人入胜，又有永耐品尝的韵味，当然应该作为重点引入国门，于是，我在自己所主编的《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丛书》中曾前后两次隆重推出他的作品集共六部小说代表作，一次是1992年的《寻我记·魔圈》一集、一次是1993年的《一度青春》一集，大概要算是最先颇具规模地把这位作家介绍给了国人，从现在的发展来看，虽然不敢说是“慧眼识英雄”、“有先见之明”，也许可以说是“认准了”，而对于莫迪亚诺来说，早在二十多年前，他的代表作就已经在中国得到了礼遇与赞赏，也不失为一件值得欣喜的事。
　　中国的文化精英，对莫氏随《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丛书》引人注目地来到中国一事，大概是“记忆犹新”的，因为，《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丛书》是一套知名度比较高的书，有文学修养的人士几乎都知道它、熟悉它。这套书有一个缩写名《F·20丛书》，从1986年到1999年历时近二十年出版了70卷，是少有的一套规模宏大的丛书，几乎将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中所有重要的作家作品尽都推上了自己的展示台，既有开拓性，又有系统性，其选目选题的精当又显示出了较高的专业学术含量，译文水平的整齐则显示出整个法语翻译界精英的集体合作精神，而全部的译序写得都很用心，有特色，且几乎出自主编一人之手，则反映出主持其事者的诚意与认真态度，这些也都得到业内人士的首肯。
　　事隔多年，每当我遇见文化学术界的精英，甚至是特别重要的文学大人物，我都当面听到他们对《F·20丛书》的怀念与溢美之词。然而《F·20丛书》老碰见一个致命的克星：“不赚钱”甚至“赔钱亏本”。由于这个克星，它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被第一家出版社只出了35卷后离弃停出，所幸它又得到了第二家出版社的青睐，但出了35卷后，又于1999年被第二家出版社离弃停办，于是《F·20丛书》就永恒地定格在70这个数字的框架内。又事隔一些年，直到2008年春夏之交，我接待了两个来访者，他们是上海译文出版社的黄昱宁女士与冯涛先生，此二位是该社的中坚业务骨干，能文、能译、能编，是全能型的才俊之士，我过去和他们从未见过面，更没有任何业务关系，他们此行的来意有二：一是要再版我主编的《加缪全集》，二是表示愿意重新推出整套《F·20丛书》，为此二者希望与我合作。在我看来，这两个建议不仅有着巨大的经典文化积累热情，而且在出版经营上也显示出了难得的品味与罕见的精明，建议如此美好，当然一拍即合。于是，《F·20丛书》变身为《法国二十世纪译丛》而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我把这喜称为《F·20丛书》的“凤凰涅槃”。从2010年一直到前不久，新的《F·20译丛》出版了三辑共21种，每一辑出版的时候，我都收到沉甸甸的一箱样书，书出得很美观雅致，赏心悦目，令人爱不释手，这构成了我老年生活的一大愉快。
　　时至2014年10月9日上午9时，我收到了一封电子邮件，是责编先生发来的，他向我通知了上海译文社几个月前已作出的一个决定：《F·20译丛》出版到第三辑为止，今后不再继续出版了，原因很简单，销路不好，不止一种书印刷了八千册，却只销了不到三千册，不仅没办法赚钱，肯定是要赔钱亏本。据称，出版社领导作出“绝不考虑再出版”的决定是在今年年初，只是先生十分好心地想在第三辑最后一种出齐后再通知我，才“封锁消息”，仅仅因为前几天，我仍在一厢情愿地安排《F·20译丛》的继任者以使它能继续运转下去，他才不得不立即通知我，让我明白“凤凰涅槃”已被判终止。责编先生的邮件写得很有感情，他最后这样说：“我是这套书的编辑，论感情虽然没有您那么深切，但感觉也像是自己的孩子一样”。
　　上海的责编先生已经作了最大的努力，他面对各方面的职责与义务，都做得很好，很周到，很到位，我过去感谢他，现在感谢他，将来仍然感谢他。至于出版社的领导，在我看来，也情有可原，值得理解，作为一个企业，要自负盈亏，要上缴利润，还要纳税，怎么能不讲究经济效益？亏本的买卖当然不能做下去……于是到了最后，在一个耄耋老翁脑子里只留下了一个问题：对于一个实力充足、财政殷实的国家，是否所有的文化建设项目都应该赚钱？如果赚不了钱，是否就没有继续存在的理由？……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对于一个文化繁荣的社会而言，书店纷纷倒闭，人文书籍的读者群日益萎缩，总不应该是自然而正常的事吧？对此，总不该熟视无睹吧？……
　　带了这个问题，到了这天的晚饭时分，我就迎来了纷至沓来的采访电话，对不起，在和媒体记者的应对中，这个心情不爽、满口又塞着饭菜的老头子难免也带了一点大牌影星式的不耐烦与不配合。
　　2014年10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