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学大师周汝昌眼中的泰山

2014年10月22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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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郢
　　周汝昌先生从未登过泰山,也无意于泰山文献的研讨,但先生向来定位《红楼梦》研究为“新国学”与“中华文化之学”——“此是中华真命脉,神明文哲史兼诗”,因此他屡屡从《红楼梦》这部“中华文化百科全书”中品读出华夏圣山的悠长神韵。
　　一代红学泰斗周汝昌先生已驾鹤西去,但其传承中华文化的一脉心香,却必将滋哺后昆,流诸百世。其中便包括先生对泰山文化的独特思考与精彩论说。
　　据我所知,周汝昌先生从未登过泰山,也无意于泰山文献的研讨,但先生向来定位《红楼梦》研究为“新国学”与“中华文化之学”——“此是中华真命脉,神明文哲史兼诗”,因此他屡屡从《红楼梦》这部“中华文化百科全书”中品读出华夏圣山的悠长神韵。
　　今试综合周汝昌先生所著各种红学专著,看一看这位红学大师眼中的泰山。　　
　　在《曹雪芹新传》中,周汝昌先生描写了少年雪芹游览东岳庙的场景,并于此集中笔墨,对泰山的文化地位做了精确定位:
　　提起崇祀泰山的事,不但历史十分古远,而且意义更是丰富。中国有五大名山,称之为“五岳”,而以泰山为首,谓之“岱宗”。从秦始皇开始,封禅礼敬,它的峰顶留下了最古老的石刻碑记。唐代封泰山之神为“天齐王”,宋代加封为“天齐仁圣帝”,所以民间俗称东岳庙为“天齐庙”。
　　中国先民重视名山大川,首先是地理观念,然而却又与大自然造化的宇宙观有其密切联系。中国的古老哲学以为,宇宙万物的基本构成是五大元素:金、木、水、火、土。五者之中,木的方位居东,代表春天,代表着生机生命的滋长发荣。天地“化生”之宇宙力量是一种最重大的德性。泰山的重要象征意义,是其他名山所难以相比的。
　　其次,古时人见泰山崇伟,多聚云气,因而又以为泰山之神能作霖雨,生养嘉禾,调和气候——这在自古以农业为本的中国,更是头等重要的功德。
　　五岳各分布于四方及“中央”,其祭祀只专重在各自所在的省份地方；唯独泰山是“普天下”(全中国)崇祀的尊神。”(《曹雪芹新传》,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版,第125页)
　　周先生从远古崇拜、五行观念、雨泽功德等几个方面,揭出了泰山独尊天下的历史根源。
　　不仅如此,周汝昌先生还在此基础上,对泰山的种种文化内涵进行释读。如在民俗信仰中,泰山神诞辰被设定为“三月二十八日”,但为何选定于此日,却很少有人能作出解释。周先生从泰山于季节属春入手,指出每年之三月二十八日是“中国春季的结尾”,也是“花木禾谷一切才正在盛开的芳春时期”,故人们将东岳圣诞设定在这一天(《曹雪芹新传》第149页)。这是笔者所见关于“三月二十八日”内涵最为明晰的诠释,拙作《泰山东岳庙会新考》中就专门引述了先生的这一妙解。(周郢《泰山与中华文化》,山东友谊出版社2010年版,第233页)
　　更为独到的是,周先生还将泰山与《红楼梦》相联系,提出一个惊人之见:小说中的“太虚幻境”,其文化原型乃是出自古代信仰中的“泰山阴司”。
　　周先生在多篇文章中都曾涉及这一命题,其中《红楼小讲》中的阐述最为集中:
　　(“太虚幻境”)这一文心匠意之来源,虽然十分明确,只不过是一个意念思路的脉络,究竟写入《红楼梦》中的“具体景观”又是从何而来?此则并非翻检书册所能为力,而是熟悉老北京风土民情的邓云乡先生一语道破:雪芹的书貌似虚构,其实处处有实据迹证可按。即如太虚幻境也有它的“原型”——就是北京朝阳门外的东岳庙!
　　这一席话,使我茅塞顿开,略一思考,果觉其言大有道理,不同于穿凿附会。
　　原来,北京的东岳庙是旧日京师名声最大、香火最盛的古刹,庙期竟有江南千里而赶来的朝圣者。
　　此庙是道教中心地点,雪芹书中的“道录司”,即在此庙之中。庙宇及名塑,始于元代大匠,天下无匹。
　　何以说太虚幻境是仿照东岳庙而“设计”的?
　　一、庙门外有一座石牌坊。
　　二、进入以后,两厢有诸“司”分列。
　　三、后殿寝宫,塑有碧霞元君百余侍女,神态万方。
　　就此三点而察之,可悟全与“太虚幻境”的特色相合。盖普天下的寺庙,此为独一无二,雪芹从“现实”景观而得其艺术境界,触磕信悟,只能是这一实体而别无可能。(《红楼小讲》,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58-159页)
　　在《曹雪芹新传》中,又对这一观点再次作了申说:
　　当你读他小说中所写的“太虚幻境”时,你便明白了它的来源竟然是谁也意想不到的东岳庙——山门外有一座引人注目的大牌坊,殿门内两厢分列着“薄命司”、“痴情司”、“春怨司”、“秋悲司”等众多名目的“分司”(分类管理的意思),这正是仿照(有意地对比)东岳庙的建筑布局而得出的艺术联想与文采创造!(《曹雪芹新传》,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版,第126-127页)
　　周先生的这一玄思妙想,将《红楼梦》与泰山这两个看似毫无关联的话题,异常紧密地结合到一起,以确凿之证,揭出小说中的梦幻世界“太虚幻境”的艺术构思乃是以泰山东岳庙为“蓝本”。特别是“幻境”诸司,更直接来自泰山信仰的“七十司”,清人方玉润谓:“痴情、结怨、朝啼、暮哭、春感、秋悲、薄命诸司,虽设创名,却有真意。”而这一文学创置,依周先生的揭示,却遥遥源自于东岳一峰,从中正可看到泰山对民族心理非同寻常的影响。
　　除此之外,周汝昌先生还对泰山《红楼》因缘作过种种解说:如考证“红楼梦”三字书名出自唐代泰安诗人蔡京之诗(《红边小缀》,载《红楼梦学刊》1979年第1期)；探讨小说中写到的“过会的热闹”系指碧霞香会,而贾宝玉正是出生在娘娘庙会期间。这些别解新证,无处不闪烁着慧心灵光。
　　周汝昌先生的上述卓论,对于泰山研究有着重要的启示,最关键一点,便是必须具有中华文化全局的大视野,才能捕捉泰山文化中最具特色的亮点,发现超出一山之外的学术精意。《红楼梦》与泰山的联系所展示的不过是其中一个具体事例。刘梦溪尝论周氏红学:“他的红学研究不是从‘红学’到‘红学’,而是从中华文化到《红楼梦》。”如充分借鉴周先生此一史情文心,“从中华文化到泰山”,将泰山与其他文化领域对接,应不难取得类似的发现与突破。从这个角度来讲,在当代文化大师之中,真正予泰山学术以巨大启迪者,当首推红学泰斗周汝昌先生。

　　(本文作者为泰山学院泰山研究院副院长、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