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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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作品常常是“除不尽的余数”
　　上外翻译系研究生：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的关系？
　　罗岗：以我的阅读经验看，好的文学研究者，肯定不是好的作家。好的文学研究者，面对优秀的作品，都希望用一套理性的方法，用言说出来的方法解释清楚。而好的文学作品，往往有所谓的神秘的东西，无法用言说的方式把握，都是除不尽的余数。但这并不证明一个伟大的作家，不需要有思想，作家往往以某种意想不到的方式表达。我去北京看托尔斯泰庄园展览，感觉他的伟大是和他生活、生存的状态有关系，托尔斯泰只能有一个。
　　
只要内心不变，介质可以常变
　　复旦大学中文系新生李敏：很多青年人都趋向用微博、微信的碎片化阅读，它和小众化深度阅读有什么关系？
　　孙甘露：微信阅读和深度阅读，其实并不矛盾。我个人每天都在使用这种通讯工具，它帮你节约了时间。人对于时间的使用，不是由工具决定。你爱好阅读，就可以找出时间。
　　iPad等的阅读，确实是对纸质书的阅读有影响，但内容并没有改变，介质对人的影响，比如神经活动等，应该有，但需要漫长的过程。譬如以前用毛笔写字，后来用钢笔、电脑。转换中可能有些不适应，但是我认为，说到底，不管写在什么介质上，最终是因为你心里的不变的东西，而介质的变化是无法阻止的，所以不必为这个变化担忧。
　　
“文学性的撒播”对年轻学人提出挑战
　　上海交通大学徐建文：相对比起阅读书本上的白纸黑字，电影也是很好的媒介，也出现了“文艺电影”之说，电影和文学是怎样的关系，相互对立吗？
　　罗岗：有学者提到，电视剧已经成为了公共文本。的确，今天文学面临视觉文化的转型，这是印刷文化时代向影像文化时代的过渡，不是简单的读图时代，随着移动互联网成为生活方式，观看方式、观看地点、观看长度都发生变化；文学面临的转型过程，我们称之为“文学性的撒播”，就是读文学，不仅仅是在纯粹的经典意义上的小说、诗歌、散文的阅读，不同媒介当中都包含文学性因素，《星际穿越》就是典型；这就意味着有固定的文学原型，成为电影、电视基本的叙述动力，或者是叙述的模式。因此，文学影响力，不仅是经典意义上的文学，媒介化的转型之后发生了很大变化；更年轻一代，必须找到一种如何来面对媒介转型的方法，即印刷文化意义上的文学和视觉文化意义上的电影、电视的关系。
　　
城市文学是全球作家面临的普遍挑战
　　上海大学中文系研究生齐亚秋：当今活跃在文坛上的作家，大多描写乡土生活，或者是城乡关系。他们的乡土经验减少后，大多数是靠想象，这种资源会有枯竭的一天。您怎样看待情感缺乏与故事叙事的不协调，甚至分离的状态？
　　孙甘露：一开始是经验，后来变成了想象。我认为任何一个作家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况且中国人面临着罗岗说的迁徙。但关于乡村的回忆，关于乡村的讲述，我相信在很长一段时间，仍然会是中国文学相当重要的部分。
　　城市文学写作的确有艰难之处，金宇澄年届60，才写出优秀的《繁花》，而贾平凹已经写了十几本乡村生活的小说。乡村的生活相对比较稳定，而城市不同，随意性和意外性很多，左右人意识的是人对事物的各种反应、判断，但在城市文学当中并没有很好的表现。因此，评论家阎晶明曾说，城市文学可以像乡村文学一样写得细腻，这是反讽的说法。
　　罗岗：中国乡村的描写，是异中求同，城市文学的刻画，是同中求异。中国乡村作家，无论怎样写，都会有差异性，比如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和韩少功的湘西乡土。但是城市文学当中有现代化中共同的制约。放眼全世界，城市写得特别好的，其实也很少。较多是运用大量类型化，或者超类型化的写作。譬如大卫·密西尔，他完全用各种各样奇幻的方法，科幻的方法，然后重新处理那个城市，城市本身就被他推到一个陌生化的背景中，这种陌生化的情况下写就创新的图景。如果就写伦敦、纽约，显得非常困难。这就是今天的写作生态。